這段時間的衝突，總少不了許多對這樣下去遲早要「撕裂台灣」、「製造不可磨滅的族群傷痕」之類的感嘆，當然，人民和人民之間的衝突，很難讓人興奮，但我總覺得對於衝突的惡感而發諸評議，是「假正經」的，指責哪個政治人物該負責，總是不會錯，但恐怕也只是不會錯而已。所謂「煽動」、所謂「暴力」，往往成為我們面對群眾，與面對自己的迷障，除了這些，我們又看到了什麼呢？

重讀自己在2004年4月寫的「歷史掉落的，未免太多」一文，當時大概想像不到，就在兩年之後，又會發生那麼多事情；這幾天，各地的衝突，總讓我想起70年代末，我在眷村裡遭遇的群眾運動「初體驗」，一次是中美斷交，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斡旋，群眾擠滿了敦化北路，棍棒雞蛋齊飛，集體的怨忿和恐懼，像是要把這條林蔭大道燒起來一樣；另一次就是「中泰賓館事件」，警察一車車地把被包圍的美麗島雜誌成員，從「疾風」群眾的包圍下送走；同樣的憤怒激情，同樣的對立衝突，當時我只有十一歲，記憶到現在都是斷裂、破碎，像是一張張定格的黑白照片那樣的，但，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2004年，祖珺和一群學生在320到520抗爭期間做的訪談錄「我在凱達格蘭等你」出版，這位從黨外時期，就用聲音，在街頭和國民黨政權對著幹的抗議歌手，在這本書裡，對群眾關懷和傾聽的態度，讓我震撼不已；老實說，對「泛藍」的群眾，當時，我頂多抱著「自由主義式」的同情，誰都有表達的自由、誰都有不被國家暴力對待的權利，但是，說真的，對於那些我曾經斷然背反的集體記憶，我有著太多不敢，也不願回首的情緒。

漸漸長大的過程中，群眾運動見得多了，80年代後半葉起，不再是跟著大人堆裡混的小孩子，更多是帶著自以為是的新的認同、新的選擇；祖珺的書，給了我太多的啟示：到底，我們是怎麼在看待「群眾」的？

1998年，核四建照發放，反核的力量只剩下貢寮疲憊的老人，和台北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那個時候，苦勞網報導的工作，也剛剛開始，我在監察院絕食靜坐的現場；人群中，一個人抱住了我，他是施仔，一個新潮流的資深黨工，標準的地方死忠條仔腳，95年，我在某個國代的競選總部幫忙，身經百戰的他也在那兒，張羅總部的一切，某個意義來說，他是我最重要的老師之一。

他見了我，興奮不已，像是在異鄉見了親人一樣，我隨口問了一句，「你看，人這麼少，黨部沒有動員啊。」他一副「你明知故問」的神情說：「這種事，黨部已經好多年不動員了，唉！」忠孝東路的車陣和擴音喇叭傳來的怒罵，也掩不住他長長的嘆息聲，「你很好啊，現在還在做這種事……」我有些不好意思，想要解釋說其實我也沒做什麼，他就趕忙說，「你等等啊，別走啊！」說著，消失在人群中。

半個鐘頭之後，從遠處傳來鑼鼓的聲音，施仔帶著大約十幾個人的鑼鼓隊，一路敲鑼打鼓而來，這麼短的時間，就把人啦、傢俬啦都準備齊了，監察院前反核的眾人，見了這陣仗，也放下手邊的工作，瞪大眼睛看著，鑼鼓隊賣力的演出一陣之後，大伙兒報以熱烈的掌聲；施仔把我拉過去，讓我跟鑼鼓隊的朋友，一個一個地握手，並介紹我的名字、讓我跟大家認識，當中其實不少我在總部時熟悉的面孔，每一個人的眼裡都閃爍著興奮的光彩，這種光彩，在夜裡的監察院前，竟顯得難以逼視……

施仔和鑼鼓隊走了之後，我的情緒難以自已，眼眶裡滿是淚水。

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不少是松山在地的「七逃囝仔」，在這種場合，他們是失去面孔的「群眾」、甚至「衝組」，他們的情感、語言和表達方式，都極為直接，而且簡單，但是他們的思考和記憶卻是深刻的，他們清楚地知道，過去那些教給他們應該熱愛土地、支持弱勢、反對污染的人，現在都已經不再說這些了，只有在權力的鎂光燈下，才能找到那些人的身影；在監察院前，施仔探頭探腦地，又在找些什麼呢？即便如此，這個政治老手，對於我，這個他的意外發現，卻依然像他所拉拔過的每一個政治人物那樣地，要我用手去接觸每一個人的溫度，用笑容去交換認同；除此之外，他又有什麼選擇？

我跟祖珺談到「我在凱達格蘭等你」，我說：「這本書，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為什麼從70年代開始，每一場的群眾運動，沒有這樣的書出現？」忠實地讓「群眾」出現、記下他們的所思、所欲，如果有這些，現在的政治人物將如何面對這一面面的照妖鏡？很可惜，這本書沒有引起多大的迴響，也許跟它被很憋腳的包裝和流通有關，但，當然那不是全部的理由。

「群眾」是什麼？當你真正去面對他們的時候，可能會發現，「群眾」並不存在，有的是一個個獨特的、有著自己的故事的人，當一場運動，挑動著他們的神經的時候，顯露出來的，只是在他們生命經驗裡極為有限的集體行動模式，這段時間，我們看到太多太多的「泛藍」、「泛綠」、「紅色」或者「中產階級」、「遊覽車動員來的」群眾，這麼稱呼，我們為什麼？憑什麼？又要幹什麼？

這段時間的衝突，總少不了許多對這樣下去遲早要「撕裂台灣」、「製造不可磨滅的族群傷痕」之類的感嘆，當然，人民和人民之間的衝突，很難讓人興奮，但我總覺得對於衝突的惡感而發諸評議，是「假正經」的，指責哪個政治人物該負責，總是不會錯，但恐怕也只是不會錯而已。所謂「煽動」、所謂「暴力」，往往成為我們面對群眾，與面對自己的迷障，除了這些，我們又看到了什麼呢？

也許，在今天，施仔還不至於變成在街頭打架的衝組，但鑼鼓隊裡的七逃囝仔就很難說了，「我在凱達格蘭等你」書裡的主角們，現在大約也該是紅潮裡的急先鋒吧，我說過，我實在測度不出挺扁和倒扁的距離，在某些地方，他們都那麼地像，也那麼地不像；如果我們可以穿透政治人物的語言，而直視「群眾」的焦慮，那就不該輕視每一個人對包括「暴力」在內的每一個行為的選擇，有的時候，你會發現，譴責暴力，比暴力更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