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世代的運動與媒體

剛剛好也是三月，樂生包圍蘇貞昌官邸，上距野百合學運，17年。

參與抗爭的青年樂生聯盟成員、學生，對於那一個現在還掛在五年級老傢伙嘴邊絮絮聒聒的陳年舊事，也許聽過，也許沒有；那些發生在兒童時期的往事，他們本就無須掛懷；無論是政客的神聖家徽，又或者「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的譏評；中正廟廣場的幽靈，一直都還在那兒踱著步，不時現形，從野百合到孤挺花，從方孝鼎到黎文正，17年了。

會不會有哪一天，幽靈再現形，不甘寂寞地再演一齣大戲，誰也不曉得。

樂生世代

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受迫害者一同反抗，從來不是新鮮的故事；「反杜邦、反五輕」、「工學聯合」、「反核工作隊」，一直到「反高學費」，在每一次的行動裡，從來沒有討論過那一條隔絕學生與民眾的「線」，也從來不見廣場上的「社會良心」；他們被打、被抬、被關、被告，從來不曾驚天動地，也不會勞動李總統、陳總統、馬主席的大駕。

樂生，是這一個個看似孤立，實則從未中斷的學生運動社會參與歷史的一環；不過，同時樂生也是劃時代的。

關鍵之一，當然是網際網路，兩年多，大量訊息不斷被複製、流傳，加深議題被了解的深度和廣度；關鍵之二，恰恰好因為壓迫者跨越藍綠，是它成功地超越政治的藩籬，難以產生政治動機的詮釋；關鍵之三，是地處都市邊緣的樂生院區，不斷發揮可以創造事件現場、即時集結的優勢；關鍵之四，是樂生自救會堅定的幹部，在極度弱勢的處境下，所展現的精神。

在種種主客觀因素下，樂生以一個單一事件，跨越議題及組織串連的侷限性，而成為一個受到普遍關切的議題。

在組織和目標上，樂生也展現出和「廣場幽靈」截然不同的面貌，儘管參與的個人及組織各不相同，在意見上，也不見得沒有分歧、衝突之處，但樂生抗爭，並未出現過每一次在「廣場」上慣有的強烈「詮釋權爭奪」與「路線鬥爭」；大量非組織的參與者加入，更加速了樂生組織的「去中心化」狀況；這一個頗為符合網路特性的組織現象，對於原本社會運動所強調的嚴謹的組織性，造成一定衝擊，2005年， 台企銀工會罷工，在組織鬆散的狀況下，由會員自主集結的動力，創造了歷史性的成績，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傳統對於組織的想像，當然絕非錯誤，但是，社運在組織上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無法產生類似台企銀罷工及樂生抗爭這種「弱連結」組織的動力，實在值得深思。

在以上的條件下，從泛學運的歷史觀點看，我認為樂生已經有足夠的條件，創造足以與「野百合」對話的典範；並從而揚棄「野百合世代」的陳腐酸氣、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樂生世代」出來（這是給我不知道是誰的蘇憩這篇文章的一點回應，讓它去了吧，學運世代）。

「假記者」的社會參與

在「樂生世代」的社會運動脈絡下，接著我想談「假記者」和運動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要先提一點，我對於「公民記者」的討論，並沒有太多的興趣，在一個孰為「公民」、孰為「公共領域」都不清不楚的社會，要把期待建構在一個烏托邦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要上升到「公民記者」有沒有「採訪權」，應不應該被抓，這會把事情弄得很糟；公共領域還沒有開展，就給國家開了個門進來，這樣就完蛋了。

311事件後，「假記者」被抓，有人問，要不要跟警察抗議，我的回答是，警察做了一件對的事情，幹麼抗議？他的錯誤，在暴力地（他們自稱是「優雅地」，到底是誰暴力，誰優雅啊？）驅散和平示威的抗議者，不在粗暴地對待「假記者」，所有的「假記者」並沒有更不應該被抓的理由。我還很感謝大安分局幫我們安上一個「 假記者」的稱呼，它聽起來比「公民記者」要屌多了。

我還是回到「公共領域」來看，到底什麼是「公共領域」呢？它原本就不應該是一個國家體制建構好了的權利系統，大家在這個系統底下盡義務、享權利、「討論」公共事務，我覺得這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謊言，事實上，權利義務，或者公共事務本來就是「打」出來的，是力量和力量衝突的結果，如果真的有「公共領域」的話，它也絕不是充滿理性溝通的和平樂土，而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殺戮戰場。

體制內的記者，只是體現了既有權力結構的發言機器，社會的力量到哪裡，他們就如何發言，所以他們的聲音永遠是已經衝撞進體制裡面的力量的聲音，國家用「知的權利」來保障這種聲音，用「公正客觀」來包裝這一個為體制內既有權力發聲的正當性；所以，所有的記者都是鬥爭者，他們代表著某一種的社會力量，在這一點上，他們跟「假記者」並沒有兩樣。

我們「假記者」，也是鬥爭者，是在某一場抗爭中間的一個工作位置，不過我們代表的力量，並沒有進入體制，所以不被國家承認，我們應該做的，是和受壓迫者一同，把弱勢者的力量發揮出來，去衝撞體制、改變它，而不是要體制只承認我們的權利，然後我們就變得跟「真記者」一樣，頂多只能假裝公正客觀、假裝關懷弱勢，被動地等權力者來承認，這樣我們永遠不會得到權力。

身份跨界

也許我們再回到「樂生世代」的這個話題來看。

前面談到，媒體傳播的形式和運動組織的形式產生了一些變化；我記得十年前，苦勞網剛剛開始的時候，很多運動團體的朋友，不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事情，他們很疑惑，社運的組織對象，不管是工會幹部，或者社區居民都不上網，這些東西寫了不知道要給誰看，當然，到今天，這種狀況也沒有多大的改變，但是大家看待這個網路媒體的態度不一樣了，沒有那麼多的疑惑；一方面，是雖然還並不是很清楚，但大家漸漸看到了對象在哪裡；另一方面，是運動也變得更多樣了，大眾傳播媒體卻越來越單一，傳播的需求增加。

雖然傳播媒體近用的管道並沒有變多，但是大家紀錄和傳播的媒材與方式變多，社運團體對於這方面的重視，遠大於十年以前；在這種條件下，苦勞網專注在媒體的這個工作位置，就漸漸被大家接受。

不過，苦勞網卻始終都還是以社會運動者自許，就如同我所強調的，我從來不認為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媒體這回事，我們有一個slogen，叫做「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苦勞網可說是專注在以媒體作為參與形式的社運團體，而在「個人媒體」出現之後，這種分工，就更加多元而有彈性了。社運工作者和媒體紀錄者的身份，可以隨時轉換、參與的形式可以自己創造，像這一個月，大家不知看過了多少的創意，照相連署、集資登廣告、製作各種貼紙；就好像我們也看到音樂、戲劇、行動藝術、攝影、紀錄片…大量的表現形式介入了樂生。

這也有兩層意義，一是參與者多元形式的創意，帶來傳統組織型態所難以企及的「培力」作用；另外，則是身份的「跨界」，你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老師、學生、藝術工作者、記者、社運人士、工人、弱勢居民，或者任何人。

「野百合世代」和「廣場幽靈」的經典之處，在於成功利用「身份」，登壇作法、企圖呼風喚雨。這是在主流權力結構下玩遊戲，玩得好的人，借到東風，扶搖直上；但我們如果跳脫主流看得懂的遊戲規則來玩，權力者就感到疑惑了，像這一次樂生的事，我相信蘇貞昌一定很疑惑，這些打死不退的傢伙是哪裡冒出來的、要怎麼樣才能消滅或收編他們？「假記者」代表了國家暴力對不斷跨界的游擊式身份的焦慮。

小結

我的意圖是，從社會運動，而非由媒體的角度，來切入這一個話題，事實上，從所謂「獨立媒體」的歷史來看，它們本來就不能與社會運動及特定歷史事件的脈絡區分開來，一個去脈絡的「公民新聞」觀點，也已經成為國家或資本意圖定性這個新媒體現象的戰略（參考阿孝對國家任務的討論），而我們始終必須對這種斷裂性的詮釋戒慎恐懼。

在這一層意義下，新的媒體形式，也就是社會運動的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有行動，可以宣稱某一種行動典範的終結，我們告別「野百合世代」的「廣場幽靈」，創造全新的「樂生世代」，可能是某種另類的「轉型正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