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讓國家保持搞不清楚狀況的狀態，再久一點點吧！

我想，關於公民記者的權利，在羅世宏老師的回應裡，談得相當清楚；我認為羅老師已經適切地在他的位置上發言，這對某些可能將會發生在體制裡的鬥爭，很有幫助，我的觀點是，這場鬥爭，恐怕遲早會發生，在「公民記者的權益」這一個問題上，我很同意羅老師說的，跟我的看法，是「立場」和「策略」的不同，目標應當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羅老師指出，記者的權利，是一種「特權」，但羅老師並不是以此種「特權」作為目標的，他說：

當越來越多公民化身為公民記者，公民和記者的界線將被打破，也才是真正顛覆或瓦解國家用特權收編和規訓MSM及真記者的共謀共構的權力關係。這也可說是「特洛伊木馬」策略，公民記者在爭取記者身份及特權的同時，達成爭取公民權利在實際上更普遍擴大適用的戰果。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我跟羅老師的目標是一致的。樂生的抗爭，我們看到所有的人、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生存權、居住權、醫療權、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這些哪一個不是比記者的「特權」更基本的東西？我並不全然反對談這些事，但我認為，此情此景，這些事情可以放在後面一些再說。

再來，我認為，記者的「特權」背後就是大型傳播媒體的機構化，「公民記者」的特權，不必然跟大型傳媒機構矛盾，甚至，我認為，在彈性勞動的趨勢下，不久之後，就會有附屬於機構媒體的「公民記者」出現（我想到一些媒體的中南部記者，拿著記者證到處騙吃騙喝，這也是某一種的「公民記者」吧！），談「公民記者」權益，搞不好就水到渠成了，但這裡面的利弊，如何參詳，進去體制裡面玩，是個什麼局面？我只能說，我實在很懶，不大想去碰這樣的東西（不過，作為傳播學者的羅老師可能不得不碰，這是我認為的「立場」不同）。

第三個問題，也回應之前衛紅怎麼「做」的提問，我的回答是，就做就好了啊，今天晚上，在the wall的討論，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公民記者權益」的這個問題，根本不大討論得下去，在座的部落客，心心念念的都是樂生，對於警察抓「假記者」這件事，不大以為意，大家都在做了不是嗎？你做了國家不爽的事，國家本來就會來對付你，怕的話就別做嘛，為什麼要國家說可以才要做呢？「順法鬥爭」的邏輯，什麼時候才能在台灣的社運界被突破，這可能是我更關心的問題。

另外，就是「身分游移」這一點，我覺得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在勞動條件彈性化的趨勢下，大學連作為「就業訓練所」的條件都沒有了，更遑論什麼「知識份子」的理想？學生也越來越沒有學生的「格」，工人的身分隨時可能轉換，去開計程車或賣蚵仔煎什麼的，從這個角度看，「身分游移」是一個客觀現象，實在談不上什麼進步性；但這裡有運作的空間，人有機會看到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位置，從而在不同的情狀下，進行自我命名、進行具創造性的評價工作，這對封建的統制主義國家意圖去確定每一個人身分（也因此學生是純潔的、有理想的，這是「廣場幽靈」所宣稱的民主背後的結構），具有顛覆性；所謂「游擊式」的戰術，在這個時代有效的地方，也在這裡，不是我們去擾亂了國家，而國家將自亂於社會成員的游移，從而失去其統治的正當性（雖然這未必有建設性）；我很高興看到新連結形式的出現，至於國家嘛，就讓它保持搞不清楚狀況的狀態下，再久一點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