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容的事情，觸動我想起一件往事，2001年，我前往香港參加「反全球貧窮化陣線」的活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國，卻在香港赤鑞角機場遭到香港警方毫無理由的逮捕、遣返；我應香港明報之邀，寫了一篇文章，述說當時的遭遇和心情。
在「記者怎麼會這麼糟糕？」裡談到外國人面對國家暴力威脅的心情，在這裡，我也有一些體會，不過我仍認為，除了我們必須關注跨國境參與社運抗爭或政治表達者的權利之外，更要看到有更多發不出聲音的跨國移動者，他們的遭遇，比起我們這些還有能力抗議的人，要困難上千萬倍。
我在「記」文裡，談到了國家的「保守、鎖國」，指的當然是台灣政府，但事實上，在所謂的「全球化」趨勢下，國家絕不如他們表面上面宣稱的那樣不斷地開放，相反地，在資本利益不斷跨國自由流動的同時，更多的國家，對於它所不願見到的外國人，那種「鎖國」的心態，是相差不遠的。
這篇文章在明報的原標題是：「就這樣被香港政府趕了出來」，我覺得不大好， 所以給了它一個另外的標題：「萬象之都」的醜陋「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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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之都」的醜陋「服飾」
作者：孫窮理，台灣「苦勞網」成員。
苦勞網係一長期關心勞工、環境…等社會議題，同時具有社運團體與網路媒體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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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情，現在回過頭看，像一齣戲，不是氣勢磅礡、昂揚激情的歷史悲劇，倒像是一齣充滿了諷刺與悖反情節的荒謬劇，掩不住嘆息，卻又讓人忍不住要笑出來。
應香港「反全球貧窮化陣線」的邀請，參加為期三天的「亞洲人民論壇」，是我到香港來的理由。對我個人而言，離台赴港，可不只是辦成這件事情而已，這是我活到三十幾歲，頭一回坐上國際線的班機、離開台灣，頭一回踏上一個完全陌生的都市。我還記得，在桃園二期航廈，出境的心情，有點像小學生第一次上學的緊張和興奮，一切經驗都是新鮮的，穿過來來往往的人群、一間間免稅商店、光鮮而複雜的電扶梯，笨拙地接受海關的指示，完成一切的動作。這麼說，或許有一些「政治不正確」吧！一個人在華麗的航廈亂撞，心裡頭早已將「人民論壇」這個理由丟到九霄雲外，我所有的心情，只有像小媳婦見公婆那樣地等待香港將用哪一張面孔來迎接這一個不辨東西南北的異鄉客。
到達香港，赤鑞角機場一般是華麗而巨大，身邊多了更多不同膚色的各國人種，即使是一樣黃皮膚、黑眼珠的人，我也完全無法預期，我們會不會使用相同的語言、有著類似的認識？孤孤單單的一個人，獨自去迎接一個全然未知的世界，這或許就是出國的心情吧，我想！不過誰料得到，我的「第一次」，就在完全來不及準備的狀況下，換成了另一個第一次，被捕、拘禁、遣返。匆忙地像一場夢一樣地走了一遭……
海關瞄了我的護照一眼，開始和旁邊的人交頭接耳起來，接著，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入境事務處人員出現了，簡單地說了一句，你跟我過來。穿過人群，來到事務處的辦公室，我看到除了白種人之外的各色人種，零散地坐在位子上，這時，我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大約一個鐘頭後，入境事務處的人開始「審問」我來到香港的理由，你打算到香港哪裡玩、在香港有哪些朋友、打算做哪些事……我開始有些不耐，在我的教育裡告訴我，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人應該是有行動的自由的，香港是一個國際知名的自由港，難道對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如此的監視嗎？接著，事務處拿出了一張「拒予入境通知書」要我簽名。
我將這張通知書的文字上下看過了一遍，簡簡單單的幾句話，除了我知道港府已經拒絕我入境之外，什麼訊息都沒有，於是我詢問到：我想知道港府不准我入境的理由。可是這個時候，事務處的人員忽然露出凶惡的表情反問道，「那麼說，你就是拒絕簽了？」我楞了一下，想知道拒絕入境的理由，和拒絕簽名，應該有一段差距吧！於是我指著通知書上的一段文字說，事務處依據入境條例第十一條拒絕我入境，我想知道條文是什麼？他聽了我的話之後，非但沒有做出說明，反而放大了音量，再問一次，「那麼說，你就是拒絕簽了？」我看著他扭曲的表情，心理面想著，啊！難道這就是香港給我的第一張臉孔嗎？我放低了聲調，用最和緩的語氣再說一次，「我只是想要知道十一條的內容」，沒想到，得到的回應，竟是更粗暴的語氣「那麼說，你就是拒絕簽了？」。
他歇斯底里的反應，是暗示什麼？不簽會被打？會被關？會被丟到海裡去？我做出了一個苦笑的表情說道：「我沒有拒絕簽」，他則憤怒地吼著「你就是拒絕簽！」然後在單子上草草地寫下「refuse to sign」幾個英文字，丟給我，轉身就走了，強烈扭曲的字體，像一隻受傷的泥鰍在濫泥地裡掙扎著。
穿著綠色制服的海關進來了，把我帶到了一個密閉的小房間，和顏悅色地說要搜查我的行李，但是這顯然不是普通的檢查，他們把我所有的書籍、紙張、衣物一件件倒出來，仔細的檢視，好像在尋找什麼重要的東西一樣，然後又將我全身仔細地摸索過一遍之後離開，接著入境事務處的人來了，從行李中挑出一件件使用電氣，或者可能使用電氣的東西，裝在一個箱子裡，貼上封條帶走了。這個時候，我看見我的朋友，一同來參加「人民論壇」的台灣敬仁勞工中心的蔡志杰從另一個房間出來。我走過去，低聲地同他交換了一下彼此的經驗，結論是，再等其他人進來吧！
這次從台灣到香港的人一共有八位，我是「苦勞網」的代表，蔡志杰代表敬仁，劉惠敏代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柯逸民代表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人數比較多的是連結雜誌社，一行四人，楊偉中、洪家寧、邱羽凡和萬毓澤。等了一回兒，就看到惠敏、偉中和家寧三個人進來了。我們聚在拘留室的客廳裡商議著。這裡有幾張簡單的桌子和椅子，各色各樣遭到拒絕入境的人，百般無聊地閒晃著，說中國話的人佔了大約一半，他們探頭探腦地打探著一批批新進來的「牢友」，至於膚色較黑的其他國家的朋友，則或許是因為不諳中文，都表情木然地縮在一邊。
因為「人民論壇」邀請了亞洲許多個國家的朋友，我們擔心有不會說中文的朋友也進了來，在這裡孤立無援，所以測探性的詢問了一下，發現真的只有我們五個台灣來的人，大夥兒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都是一頭霧水，這個時候，已經晚上十點多了，我們試著透過公用電話聯絡外面的朋友，希望找到香港這邊律師的協助，香港的朋友們也開始積極地聯絡。晚上我們住在拘留室裡，房間的大小寬約一百四五十公分，長約兩公尺，放下一張上下舖的單人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了，房間沒有窗戶，門是可以從外面鎖上、把人關在裡面的，不過事務處的人員並沒有把我們鎖起來，十二點之後不准打電話，大夥兒聚在客廳裡，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第二天一早八點，我起床之後，就開始一直用電話聯絡台、港的朋友，希望得到一些協助，九點鐘，蔡志杰被事務處人員帶離，搭上班機回台，在這之前，我們交給他一封手寫的抗議信，希望他回台之後聯絡「苦勞網」的其他成員發表出來。十點鐘，事務處人員進來，要求我坐上十一點長榮的班機離港。我表示目前我正在和律師取得聯繫，從我到達香港之後，事務處始終沒有給我們一個理由，我希望了解自己的權利。事務處人員回答我可以打電話，我則回答說，我現在打電話沒有用，因為我一旦連絡到律師，馬上就得離港，根本不能主張任何在法律上的權利。我在台灣唸的是法律，但是我不了解香港當地的法律，但我知道所謂「打電話」這個程序正義為的是保障當事人受到法律保障的實質正義，事務處雖然讓我打電話，卻不給我足夠的時間，依然有違法的疑慮。
這時事務處人員又開始不耐煩了，他們除了強硬的要求我立即離港之外，也用對講機開始聯絡更多的人員進入，我仍不放棄溝通的機會，但是所得到的回應也是越來越凶惡、越來越歇斯底里地要求我馬上打電話、馬上離港，我們的對話開始大聲了起來，但是起碼就我的認知來說，仍是在進行溝通，我不斷強調希望事務處尊重人權與法律，我來港之後沒有見到任何可以給我協助的人，事務處球員兼裁判地決定我的一切，我需要更多的保護。但是，事務處人員的回應很簡單：「馬上打電話！立刻離開！」其實，我開始有點同情辦事的人了，從我進入香港之後，足足十五六個鐘頭，我就看到幾位工作人員是不曾離開辦公室，一直工作，我心理想，在我來之前，他們不知還工作了多久，港府為什麼要這麼對待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一個人的體力、精神是有限的，在這樣長時間的工作的情形下，他們又哪裡會有好的情緒呢？
於是在主張我的權利之餘，我也低聲地安撫事務處的人，強調我絕對不是針對他們，我對於他們的工作感到敬意，也希望他們能多為自己想一想，爭取一些起碼的尊嚴。在去年，台灣剛剛發生過一場勞動者爭取縮短工時的鬥爭，我們相信，三八制，這一個全球勞動者所共同爭取來的成果不應該被打破，為什麼在資本全球化的同時，勞動者的全球連結，以及已經爭取到的成果卻必須退回到十九世紀之前？這個時候，人越聚越多，他們帶來了一件類似綑綁精神病患「禁制衣」的東西，那是一公尺多見方，很厚的一塊帆布，外頭有皮帶、繩索之類的東西，我開始覺得，看來我第一次的香港之行，就要這麼結束了，在服飾設計獨步亞洲的「萬象之都」香港，竟然要用這麼一件醜陋的「服飾」來對待我這個第一次來港的訪客。
溝通仍在繼續，但事務處人員顯然不打算聽我說什麼，四五個人一起動手，把我抬起來，用那件「禁制衣」綁住，提了出去。我大聲喊著，「我們還沒有溝通完，難道就這麼不能談嗎？」外面就是機場的人群，事務處人員似乎也覺得這麼不是辦法，便把我放了下來，幾個人押著我，向登機門走去。這時我知道，已經沒有希望了，於是低聲和事務處人員說明，他們在這個事情裡面也是受害者，我雖然對港府的作為十分的不滿，但一點也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整個過程，事務處人員都用DV全程錄了下來，事後據說是親中國共產黨的香港大公報，說我們「志在挑戰警方、衝擊治安、搞亂社會」，我想事實可以證明，我不曾為難過執勤的人員，更不曾驚擾過機場來往的旅客，大公報的這種說辭，讓我想起台灣七○、八○年代國民黨的傳聲筒中央日報污衊反對人士的言詞，為了討好跨國企業，共產黨竟學起了不成材的國民黨，這才是最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返台的班機上，不知為什麼，覺得眼眶溼溼的，生平第一次的香港行，竟在短短不到十六個小時的時間結束，回台之後，我們在台灣和香港兩方面，針對這件事情提出我們的憤怒和抗議，當然，這是團體應該有的立場，但是我的心情並不是這麼單純的一種情緒而已，在事務處的拘留室，我認識形形色色的朋友，一位印度來的朋友，用極生硬的普通話說，因為這次他帶的錢不夠，所以被拒絕入境，他樂觀而純樸地說，下次帶多些錢來就好了。香港，這個號稱「自由港」的港口，在「世界經濟論壇」一千多個跨國企業領導人高談闊論如何讓世界的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不只是我們，還有這麼許許多多的人被拒絕於門外，當「全球化」的腳步隱藏在普世自由價值糖衣下不斷擴張時，「自由」究竟意味著誰的「自由」？在台灣，隨著加工代工的利益不復存在，資本開始找尋更便宜的原料與勞動力的時候，留下了生活無以為繼的關廠、失業工人，當他們宣稱國界之間的高牆已經倒下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卻因為資本自由而逐漸走向貧窮。
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但是勞動力卻並非如此，工人除了自己的這個身體之外，沒有別的資產，我們回到台灣之後，看到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強悍地評論這件事情時說：「港府有權利拒絕對香港沒有利益的人進入香港」，如果港府真的要捍衛香港人的利益的話，他們或許該認真思考，為跨國利益量身定做的「全球化」下，私有化、外判化、社會福利市場化……所造成的失業、貧富差距難道是對市民有利的嗎？在台灣，加入WTO之後，馬上就有數萬農民要面臨失業，數不清的產業要外移，或者因為無法與跨國企業競爭而倒閉，難道這些，就對我們有利益嗎？
桃園機場，一切的景物像十六個小時之前一樣，只是用相反的順序在我面前出現，來來往往的人群，仍興奮又緊張地準備迎接異國的一張張臉孔，我回想起在事務處那一張扭曲而歇斯底里的臉孔，想起拘留室中那一張張無助而徬徨的臉孔，個人的一些委屈，好像突然和隱藏在光鮮的國際機場裡面殘酷的事實，融合了起來，我想到，在桃園機場的某處，或許也關著同樣的一群人，人人都說全球化改變了世界對空間的看法，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但是實情真是如此嗎？
電話響了，已經有記者得知訊息，打算到機場外面來守候，我是幸運的，有機會說出這一切，但除了這之外，我和在香港機場認識的所有新朋友，沒有任何的差別，我們都活在一場一面是光鮮華麗，一面是陰暗恐怖的荒謬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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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上我們在香港機場的抗議書
遭遣返台灣團體成員於香港國際機場發表之公開聲明
抗議香港政府強制遣返參加合法集會的台灣代表
我們，包括連結雜誌社的楊偉中與洪家寧、敬仁勞工中心的蔡志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劉惠敏，以及苦勞工作站的孫窮理等五人，接受香港「反全球貧窮化陣線」的邀請，預訂10月27及29日參加陣線於香港舉辦之「亞洲人民論壇」，就在我們於26日晚間分別搭機抵達香港機場辦理通關手續時，遭香港入境事務處羈留，另給予五人「拒予入境通知書」，引用香港入境條例第11條、加上口頭聲稱是「保安」的因素拒絕我們入境，期間並有入境事務處及海關官員搜查我們及行李，且於27日上午分別將我們強制遣返回台灣。
香港「反全球貧窮化陣線」所舉辦之「亞洲人民論壇」是合法的集會，我們五人所持有的也完全是有效的證件。我們五人在看到拒予入境通知書後，要求香港入境事務處提供入境條例的詳細條文、並解釋所謂「保安」因素的具體理由，但都沒有合理的回應與答覆。
據我們所知，參加「亞洲人民論壇」的其他國家代表，均已順利入境香港，唯有我們台灣代表五人遭到港府此一不合理之待遇，實令人感到不解與憤怒。
香港號稱所謂的國際「自由港」，由世界知名之跨國企業所組成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東亞區年會，也即將於月底在香港展開，但這一事件的發生，讓人清楚認識「自由港」之自由本質，乃只是跨國企業的自由，而非一般人民之自由。我們在此向香港政府此一嚴重破壞人權之措施，表達強烈的不滿與抗議之意，並不排除向港府提出告訴。
連結雜誌社：楊偉中與洪家寧
敬仁勞工中心：蔡志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劉惠敏
苦勞工作站：孫窮理
2001.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