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謝你的費心。

我想，對於野百合所代表的那一個世代，我可能有一些伊底帕斯情結的吧！到目前為止，我仍難跳出自己的侷限性，去想這些問題；事實上，野百合又何嘗不多元豐富，充滿各種可能性呢（即使它已經被當作一個完全遜掉了的東西）？但是，是什麼原因，使它留不下任何讓人感到有趣的資產？

樂生一路走到這裡，很多人都在想，如何複製出這一套經驗，但就像那天在the wall，瓦礫說的，這一路下來，意外太多了，很多東西是無法複製的，但運動是不能依靠意外的；野百合的開始是意外，但它的結局卻毫無意外；今天再回顧，你會發現，若以他們嘴上說的，作為他們行為的評斷標準，只能得到一張離「及格」還非常遙遠的成績單，這有兩種解決方法：若不能做得更多，那就說少一點。

如果不能說少一點也沒關係，大家會慢慢學會不再「聽」，用「符號」去取代「意義」。這有一些像西方上個世紀60年代後，對左、右派大傳統的解構氛圍（諷刺的是，「解構」的說詞，不是在現在，而是在80年代的台灣憤青口中被傳遞）。在這裡，沒有太多、太大的「公分母」，許多人的參與，有了「感動」這一個動機就夠了，這是一種簡單，但無法捉摸的東西。

到底是「世代」或是「時代」，在我寫「樂生世代」的時候，就已經在反覆考慮了，「世代」對於某一群人的指涉性比較強，在這些事件裡，「他們」共同完成了一套遊戲規則，使得任何事物被丟進這裡面之後，都會遵照著這套規則去改變；「他們」的思考方式、行為方式，在所有的樂生保存運動參與者中，甚至也不是多數，但的確抓到了某些這個「時代」的阿基米德點，使更多的事物得以依照這些規則被安置；而這些「他們」既具體，但又沒有具體地指出是哪幾個人，或者誰屬於、不屬於「他們」；我選擇使用「世代」而非「時代」，是不想放棄在這樣的討論裡，去找到對話主體的企圖。

作為諸多畸零符號之一的「野百合」與「吉翁軍旗」，如何可以是同一種的事物，「學者的論述」與「鋼彈」才可以在同一個場域（或者是你所說的「空間」）裡面出現，的確得要靠從「時間」的軸線轉移到「空間」的視野中去看，你的確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學運」不等於「野百合」，但你提到學運的「思考方式、說話姿勢（記者？那再說吧。）」到底出 了什麼問題，我倒覺得仍是一個需面對的問題。

對我而言，「比較」是一個在概念上純化複雜現象的過程，因此，在什麼脈絡中比較、如何時代化（periodization），也影響了後續對於比較結果的討論。

因此，當我們拿樂生比之野百合，那「學運」的概念就會先入為主地佔據了我們的思考方式、說話姿勢，甚至記者提問的方式；這是我所覺得囧的「撲上來」。但如果我們是把樂生放在古蹟、拆遷、社造，這脈絡中去作比較呢？會不會在討論中，比較可能，保留住（或，開啟）那些異質的想像？

總覺得，只有把樂生當作一個「空間性」的想像，才有可能去容納不同「時間性」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