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所謂「搞社區」，可能帶著某種關愛土地情懷的鄉愁，但實際上，一進到社區，卻處處是不可承受之重；為甚麼要承受這些？為什麼需要和玩兩手策略的政治人物、破壞環境的殺手合作？答案很簡單，沒有自己的政治實力；而所謂「環境運動社區化」，除了議題的延續之外，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意識，是如何建立自己（屬於運動）的政治力量？合縱連橫的戰略應用，以及把議題「純化」的能力（好比說，我反杜邦，也可以擴及同樣物染環境的電鍍廠），這完全跟政治實力有關；你越沒有實力，就越需要靠別人的力量長大，但這麼一來，你越長大，失去的就越多。

十幾年來，台灣國家論述已經漸漸取得不需正社會正義論述支撐、獨立的正當性，（故）新潮流對於社運也不再採取「吸血」的策略，而是利用既有的資源，直接的介入、破壞。方法差不了太多；或者利用既有的政治力量介入社會運動；或者在社運內部培養、拉攏或植入領導人、用利益交換的方式，根本改變運動組織的體質。前者，像林內反焚化爐運動，蘇治芬直接以組織力量介入，並以之對抗張榮味（興建焚化爐的縣長），並將反焚化爐的論述與組織導入選舉，最後弊案爆發，達陣成功；後者，如全國產業總工會，培養漢翔工會理事長盧天麟參與理事長選舉，並且以國家機器（如台電公司）與組織的力量，協助其當選；之後，以公職（前理事長盧天麟擔任不分區立委、現任勞委會主委，現任高雄市勞工局局長鍾孔炤為前任全產總副理事長）為利益交換的誘因。

更重要的一個觀察點，是三地的抗爭，都同時碰上運動與地方派系相生相剋的詭異戰局；與樂生＼蘇花高不同之處，是派系的動員在這三場運動中，往往可成為運動正性的力量，也就是說，運動是在與派系這一個利益與剝削集團的合縱連橫中間發展的；一個很重大的差異，是杜邦二氧化鈦廠、核四廠、水庫，都是以整個社區共同「想像的不利益」形式存在；而捷運、蘇花高卻是以整個社區共同「想像的利益」的形式存在；雖然，無論是想像的利益或不利益，派系始終有辦法從重大「建設」中獲益，但他們卻不能不面對從「對抗外敵（杜邦、核四、水庫）」的正當性中產生出的政治後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