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政治．世代差異（一）

「526樂生講堂」結束後，回家的路上，和阿亮聊到，要是樂生早發生二十年，今天晚上，恐怕我們會看到新潮流的李文忠帶著成打成打的啤酒，坐在大樹下，和大夥兒喝得爛醉，青年樂生聯盟的兄弟姊妹除了苦惱怎麼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大限，還有在官方踢來踢去的皮球之外，也得放亮了招子，「小心，新潮流就在你身邊（嗯，以前民學聯還得小心「台大」，現在樂青裡面，台大學生倒有一票，不過應該不用「小心」了）。」

「樂生世代的運動與媒體」後，有一些茶壺裡風暴的爭議，用某種全稱的方式，去描述不同運動世代，有些危險，如果不詳談不同時代碰到的客觀條件問題，「世代」之說顯得抽空、沒有意義，繼而在「搞社區」的討論之後，想談的事情越來越多，腦袋想的比手快，所以只能一段一段地寫了（算是「分段通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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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粘錫麟老師因為身體不適，未能出席（粘老師一直身體不好，要好好保重啊！），我記得，十幾年前，聽到粘老師談到「台灣的環境運動，勢必要往社區運動的方向發展。」因為以議題為導向的環境保護運動，在議題結束之後，無論運動的訴求是成是敗，都必須面對缺乏明確組織目標，而必須轉型的問題，我記得，在美濃反水庫將近有成的時候，永豐反而擔憂起未來組織經營的問題，「水庫要蓋，是一個社區組織動員的捷徑。」當然，這不是說組織者高興看到水庫蓋起來，而是組織者認識到，未來的組織工作，並不是一個目標、一套論述就可以搞定；組織者更加必須從日常生活裡、在現有的經濟基礎上、從複雜的社區關係中，去面對組織的問題。

馬上打天下，快意恩仇；但馬下治天下，卻是雞毛蒜皮，動輒得咎。更重要的一點是，就我的認知，粘老師所謂「環境運動社區化」更是政治性的。

交換的儀式

「政治」又可以從國家與地方兩個層次去看，就國家的層次來說，環境運動，乃至台灣每一個社會運動領域，過去二十幾年來，一直無法擺脫政黨與政治人物吸血式的糾纏。

十幾年前，（故）新潮流初次參政的年輕人，慣有的和地方「條仔腳」交陪的方式，是拿出一張印著「環境保護聯盟」或「台灣勞工陣線」（如果他剛好是個外省人，可能還要加上「外省台灣獨立協進會」）的名片，忙著抱歉說，「歹勢、歹勢，新的名片來不及印」，「條仔腳」看了這名片，就會語重心長地對著身邊的人，評論這個未曾謀面的年輕人，說「嗯，這咧少年仔是『愛台灣』的」。

這是一個詭異的「結合」、「交換」的儀式。

將社會正義論述與國家論述結合，是（故）新潮流用以擴大（台灣）國家正當性、並以國家論述代換社會正義論述的方法，最後，將社會正義的需求，用對於人、黨、國家的認同來加以取代；取代的方法，就是把社運的組織動員跟選舉的動員結合起來，文通談到反核運動在地方的消長時，就常常談到，「他們跟你說，現在反核不成，是因為我們在縣議會沒有力量，所以要選縣議員」；等到選上縣議員，又會說，因為掌握不了縣政府的機器，所以要選縣長，選上了縣長；發現國家機器掌握在國民黨的手裡，這樣不行，所以要選立委……這樣一路選下去，2000年，「我們」選上了總統，卻發現，一切並不像過去十幾年來，所想像的那樣。

從「吸血」到「破壞」

十幾年來，台灣國家論述已經漸漸取得不需社會正義論述支撐、獨立的正當性，（故）新潮流對於社運也不再採取「吸血」的策略，而是利用既有的資源，直接的介入、破壞。方法差不了太多；或者利用既有的政治力量介入社會運動；或者在社運內部培養、拉攏或植入領導人、用利益交換的方式，根本改變運動組織的體質。前者，像林內反焚化爐運動，蘇治芬直接以組織力量介入，並以之對抗張榮味（興建焚化爐的縣長），並將反焚化爐的論述與組織導入選舉，最後弊案爆發，達陣成功；後者，如全國產業總工會，培養漢翔工會理事長盧天麟參與理事長選舉，並且以國家機器（如台電公司）與組織的力量，協助其當選；之後，以公職（前理事長盧天麟擔任不分區立委、現任勞委會主委，現任高雄市勞工局局長鍾孔炤為前任全產總副理事長）為利益交換的誘因。

在（故）新潮流羽翼未封之時，它是社運的「吸血者」，當他們有足夠的力量的時候，轉為「內爆者」，無論那一個階段，缺乏政治實力的社會運動組織，吃盡了（故）新潮流的虧。個別區域、議題的政治力量無法累積，但卻讓（故）新潮流從此坐大。

另一個層次的「政治實力」問題，則是運動組織與「在地力量（地方派系）」的關係……

下接《社會運動．政治．世代差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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