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o隨便聚，真的一點都不隨便，當然，除了現場的冷氣之外。
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聚起那麼高的人氣、擴散得那麼廣，除了好像真的有一些「民氣可用」之外，公視新媒體部的努力奔走，應該是關鍵；若純以平台服務的提供這件事情來看，公視的能力再強、資源再多，都不見得能搞出和現在網路上各種平台競爭的東西；如果真要做，重點應該是在以「內容」作區隔，而不在「服務」上與人競爭。
這段時間以來，新媒體部四處走訪、推廣平台的應用，從實體的人脈上去建立自己的基礎，是它可以在第一時間成功的原因；說真的，我對於「公民新聞」的某些說法，很難提得起什麼興趣，它們假設了在某個社會裡面的每一個人都是「公民」，在主流媒體不愛搭理的處境下，可以透過普及化的科技工具，說自己的故事，這樣，可以有不同於被權力者掌握的新關係出現；我想，這不是神話，就是謊話。
「公民社會」並不存在，或者說，它一直都存在，只是在其中，任何的權力關係，仍是依照著主流政治、經濟的權力遊戲規則在走；除非，有人是有意識、有組織地企圖顛倒這一個規則，去做些什麼事，這樣，它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或者說，是和社會運動結合的工作位置；它是階級性的，而它的階級性，決定了它可以提供出來的內容。
商周的「水蜜桃阿嬤」事件，是經典的例子；關鍵不在媒體選擇了什麼對象做報導，而在於這些報導最後在為什麼人服務；公益行銷指的究竟是以「公益」為符號，去進行行銷的行為（從這個角度看，水蜜桃阿嬤和「我不是塑膠袋」的邏輯是一樣的），或者某種「公益」本身，才是被行銷的客體？這所謂的公益，對於被報導者弱勢的情境，是否刺激改變（無論企圖改變的對象，是外在的權力關係及其後果，或者使弱勢者產生改變權力關係的動力）的作用，才是關鍵。
我不否定楊力州導演的善意，但善意與否，在這裡一點都不重要，問題在於報導本身怎麼使用；區辨自己該為誰服務，以及正在為誰服務這是一個永遠必須提出的問題，「公民新聞」這個概念本身，並不必然包含這一個政治性判斷；Peopo以自身為工具，將「說話」權利交出去，但更關鍵的問題是，本來報導者是以自身的價值判斷對所報導的對象進行描述，但今天，它則是把這一個價值判斷移到組織對象成為說話主體的位置上去；它比傳統的記者，更接近組織者的角色。
這也就是說，無論本身作為報導者，或作為報導的組織者，他們因其價值判斷，對於事件本身，有其涉入的位置，並且將在這個位置上，展開工作。反省自己在做什麼、並且讓自己在整個事情裡面找到「現身」的位置，則所謂「Don’t hate the media,be the media!」這句話，才可能會有趣了起來；而Peopo作為一個內容平台的工作，也將因此豐富。
我實在很難想像，現在在台灣，除了公視之外，誰還有資源，可以創造出這樣的條件，去做這些事情，Peopo走到這裡，讓人感到興奮。
我很高興地看到新媒體部走出成功的第一步；雖然我也聽到公視的高層在致詞的時候，仍搞不清楚狀況地，對著公民記者喊話，告訴他們說：「你們是明天的精英」，好像在鼓勵已經一敗的選手，這是一場「雙敗淘汰制」的比賽，你們有「敗部復活的機會，加油。」
審慎的樂觀：
[...] 昨天，看到Peopo的成績，公廣集團透過法律強迫公部門將資源下放，開放出一些空間（不過有資源，不代表會有成績，實際作法尚須更多的詰辯）；最近，也有一些NGO組織的工作者，也在作類似的思考，希望建構一個不由公部門的部會掌握的補助系統，這當然都是非營利領域可以思考的解法；不過，我還是在想，土壤就在那裡，根應該如何扎下去、如何緊緊地抓住土地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