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口頭的進步不足恃，在認真面對、處理電信工會事件，並建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之前，我認為電信工會得思考倡言「組黨」是否適格的問題；而對提出爭議的受雇者，我的看法是，組織的推動，應該是行動成敗與否的唯一標準，「以勞資爭議始，而以內部民主終」可能是一個在工會「二次自主」之後，使進步與社會性力量重新回到工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