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的工會

電信工會和賴幸媛辦公室的事情，比較更重要的，應該是再往後面，能不能朝「組織」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立委助理、工會或NGO的會務人員，或者是學校的助理們，趁著這個勢頭，橫向串聯、組成具有實質協商能力的工會，突破目前法規下的「廠場工會」邏輯，去建構出一個跨越組織與雇主的工會，由這個工會出面，逼使不得不接受進步性的工會信念的NGO組織、工會、大學教師及系所、立委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並進行勞資談判、締約，成為台灣第一個具實質意義的「產業別工會」，我想，可能是最正面的結果。

「工會的工會」這種聲音，已經聽了很久了；但它如果不以檯面化了的勞資爭議為引爆點，恐怕永遠都只能停留在半開玩笑的階段。不過，會務及助理人員工作的性質，與一般營利機構，真的有一些不同，起碼，他們的勞動條件，與個人理念實踐、組織內部民主的關聯性，要超過一般營利的組織。在這之前阿斌的這篇文章，還有前兩天Zonble的這篇評論賴幸媛助理的文章，同時指出了一些類似的問題。

這些對話，不斷讓我想起十年前，我和立報社長成露茜的爭執，社長把編輯部全體資遣，然後則優聘回，之後改採一年一聘的計畫，引發了破報、立報長期累積對勞動條件不滿的抗爭，爆發了最後一次的「立報事件」；當時身兼立報教育組組長的我，選擇站在抗爭的員工那邊，1997年11月，連續有幾個晚上，我在社長室，和這位對我有很深厚的提攜之恩的師長激烈地爭辯著。

其中一個主題，圍繞著「立報到底是什麼」打轉，一個資源有限的進步媒體，應該用怎樣的標準被看待，是年輕人燃燒夢想的地方？或者是一個錙誅計較著勞動條件的職場？我的回應是，如果立報具有理想性，那麼，它是誰的理想？一個NGO組織不會由三位一體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任憑個人喜好，發號施令；也不會利用管理幹部，評鑑每一個記者的優劣，決定他們的去留，製造組織內部的矛盾；當然，也不會沒有任何的民主討論及促使新成員成長的機制；更不會在資源分配上，黑箱作業，任由少數既得利益者蛀蝕有限的資源。

起碼，對於我來說，這一次的立報事件，是「以內部民主始，而以勞資爭議終」。

Zonble談到了和NGO組織合作的經驗，擠壓的內部關係，經常會衍伸到與組織外部合作者的關係上（不過，好慘喔，在那裡，苦勞網變成凹人的NGO代表），但，在NGO組織，只要內部民主機制不產生大的問題，通常是不會以「勞資爭議」的形式爆發出來的，1997年，除了「立報事件（雖然，以NGO組織來看立報，實在有些遷强）」之外，也發生過我在這裡提到的「婦女新知」家變，之後，又發生過人本的台中公民大學事件。

而阿斌在期待「新的總工會像NGO一點」的時候，討論到了工會幹部與外聘會務之間的關係，似乎已經預示了電信工會事件的爆發，有的時候，我會開玩笑說，這幾年，台灣工會已經完成了「二次自主運動」，第一次，是針對國民黨的控制而言，第二次，則是針對工運組織（派系）和知識份子而言，十幾年前的「蹲點」，從集體的行為，變成個人的舉動，在熟悉法律和談判技巧之後，工會幹部把嘮嘮叨叨的傢伙們掃地出門，不是死到臨頭，不會去找工運組織（縣市產總），於是，這些工運組織，一個個變得跟討債公司，或者圍事的黑道無異。

在失去了組織的支援之後，走入工會的年輕人，到底還有什麼可以讓他們繼續燃燒理想的理由？

在苦勞網，有人開始用「陰謀論」指控電信工會事件與「團結工聯」的權力鬥爭有關，這種沒有證據（當然，也提不出反證）的指控，複製了爭論泛政治化的邏輯；但我還是想要說，電信工會事件與團結工聯組黨，不是沒有關係的；團結工聯的成立，本應讓人期待的，但是在它連一個「總工會」都還稱不上的時候（阿斌說「新的總工會」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太快），竟然就又跳躍成一個「政黨」，這種欠缺溝通與起碼的民主形式的決策過程，在我看來，與「以內部民主始，而以勞資爭議終」工會機制，有著相同的結構；沒有人會否認，一個「我們的黨」有多麼地重要，但是與外部的機會（兩票制，真的是機會嗎？是誰的機會呢？）相較，「我們的黨」的內部過程，其實要重要得太多太多，全產總「新社會之夢」殷鑑不遠，如果我們把一切責任只是歸給黃清賢、盧天麟，那就錯了。

口頭的進步不足恃，在認真面對、處理電信工會事件，並建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之前，我認為電信工會得思考倡言「組黨」是否適格的問題；而對提出爭議的受雇者，我的看法是，組織的推動，應該是行動成敗與否的唯一標準，「以勞資爭議始，而以內部民主終」可能是一個在工會「二次自主」之後，使進步與社會性力量重新回到工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