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就地工會化」這個名詞，是從全國教師會張輝山老師那裡，「教師會工會化」容易理解，所謂「就地」的意義，就是要把教師會直接變成工會，不再另外成立教師工會。這是一個很務實的策略，避免在「工會化」的過程裡，再生出另外的組織（和位子），其結果是工會化不成，反而造成本來的組織變成「多頭馬車」、甚至分裂。
之後，台北市、高雄市、高雄縣雖然分別都有宣佈成立「教師工會」的動作，其中高雄市教師工會甚至得到了勞工局的承認，但實際上，這些「成立工會」的動作，都是宣示性的，是在運動中的策略，並不真正有「成立工會」的實質意義。
在烏來的「工會組織者工作坊」，我聽到95聯盟柏儀、伯謙報告，當他們跟麥當勞的工讀生聯絡，工讀生問到，有沒有工會可以參加的時候，95聯盟回應說，可以組成「麥當勞工會」，工讀生就感到疑惑，可是我不會一直待在麥當勞啊，那麼辦？難道不能組成更多人可以參加的工會？伯謙說，「麥當勞工會」是參與過工運的人聯想，是（合法的）「廠場工會」的直接思維，可是對工會不了解的人，對於工會的想像，卻可能更符合實際的需要。
嗯，是啊，因為天殺的工會法不符合實際需要嘛，照工會法去想，當然也就不切實際了。
我馬上想到了「就地工會化」，什麼是工會？只要95聯盟繼續對麥當勞施壓，搞得它夠困擾了，願意坐下來跟他們談勞動條件的問題，那麼為什麼95聯盟不是工會呢？我跟伯謙說，「組什麼工會？你們不就是工會了嗎？」當我們一碰到「未組織的勞工」，馬上就想到湊三十個人，然後一籌、二籌、三籌，規規矩矩地去組工會，然後發現困難重重，就只有把這天殺的勞動三法臭罵一遍，接著，就不知如何是好了。這樣對嗎？（我看到95聯盟的英文名字叫做Youth Labor Union 95，青年勞工工會，現在「95」不是有些尷尬嗎？那中文要改的話就改成「青年勞工工會」不是很好嗎？）
九月二十六，新海瓦斯工會常務林子文被解僱案，大家到台北縣政府抗議，「不要用打官司勝訴回去，要用抗爭的方法，抗爭回去」這是如何重要的一個宣示，資方用「解僱工會幹部」達到消滅工會的目的，一而再、再而三，已經算也算不清有多少次了，但這一招的有效，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的：當一個幹部被資方解雇之後，工會接著也把他解雇了。
為什麼誰是工會幹部，要由資方或者法律來幫我們認定？公司可以解雇它的員工，但不能解雇工會幹部，如果工會對被解雇的幹部繼續支持，不只是支持他復職，而是支持他繼續擔任工會幹部，跟以前一樣，承認他的會員身份、常務或理事長的職務，承認他代表工會的談判權（什麼？資方不承認？哼哼，那就來玩啊。），那麼，資方的解雇，又有什麼作用？
「廠場工會」是以「身份」為基礎的官僚化國家主義思維，這種思維，不僅僅牢固地還存在在這個號稱「民主」的勞工行政機關腦袋裡，更重要的是，它也存在在工會幹部、工運組織者的腦袋裡，於是，我們的工會勞教，就變成「勞工法律教育」，教的不是階級的認識、不是組織的方法，而是跟勞委會的官員一樣，不斷地說服大家必須了解這些天殺的法律、即便無奈、憤怒，也得循規蹈矩、按部就班，某個角度看，這樣的工會，跟國家機關沒有差別。
所以，在烏來的工作坊裡，我說到，台灣的工會自主，只完成了工會選舉的自主，沒有完成工會組織的自主，尤其對大工會來說，工會，與還在國民黨的生產事業黨部控制下的狀況，一般無異，它還只是選舉機器。
中華電信的業務外包，投資子公司，把員工趕出去，工會面臨被掏空的危機；幹部們說，好想組織神腦的員工，聽說，電信工會想組「IT產業總工會」，組織產業別工會當然是好想法、也是不得不然的想法，但我有些疑惑，組什麼總工會呢？想組織神腦的員工，就去做啊，他們有工會可以加入，就是中華電信工會。只要工會說可以就可以。
工會法第七條後段，「交通、運輸、公用等事業之跨越行政區域者，得由主管機關另行劃定」這是工會法產、職業、區域之外的例外規定，所以有「台灣石油工會」、以及之前的「台灣電信工會」，沒有人說，石油或電信是「產業工會」，在法律上，他們是不是「台灣中油」或「中華電信」的工會，是很模糊的；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官方認定的問題，而是大家壓根沒有想到，當台塑石油、民營加油站成立的時候，他們的員工應該是石油工會的會員；當台哥大、遠傳、泛亞、所有的手機通訊門市部成立的時候，他們的員工，也應該是電信工會的會員。（寫這段幹嘛？要說電信工會納神腦員工為會員「於法並無不合」嗎？不合又怎樣？）所以，當青島啤酒內埔廠成立的時候，也不會有工聯的幹部去內埔組織工會，讓他們加入工聯，即便內埔廠有台灣菸酒公司過去的員工，「廠場工會」不是寫在工會法裡，而是深植在幹部的心裡的。
其實，法律的解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線，是我們自己劃下的。
聽到香港職工盟「外聘（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個別扭的名詞吧）」的工會幹部也可以參與工會領導人的選舉、事實上，他們的實質領導人劉千石、李卓人也不是哪個「會員工會」的會員或幹部（不過這也未必正常就是了）時，有一些訝異，當然，這跟職工盟的組織是「強幹弱枝」，會員工會沒有太大的實力有關係；職工盟透過職訓體系，靠香港政府養；台灣的工會靠會費，看起來台灣的工會好像「比較對」，不過「比較對」，不代表「比較強」，這說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工會，沒有固定的長相、組成，它是因應不同的團結需求，從抗爭中間長出來的變形蟲。
我們該多想想「就地工會化」這件事情的意義了。
黃詩凱 ：
wobblies：工會財務與組織發展：香港職工盟的經驗
窮理似乎比工運組織工作者還要憤怒、還要激動。這些被深植於工人和組織工作者心裡的勞動法，雖然不是喊要改就改變得了的，但是的確有太多可以檢討也必須檢討之處。作為組織者，我們得一次一次、一點一點的突破、衝撞、改變這些界線，也在過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真的衝得破。
卡馬：
沒有憤怒、激動啦。
我看到的是，如果過去我們把「順法鬥爭」定義為「透過工人運動的力量去實現國家未實現的合法權利。」這樣其實是忽略了「順法意識」在工會組織工作上，可能更強大、更基本的影響力。
現在是一個機會，工會組織工作碰上了瓶頸，烏來工作坊很重要的一個主軸，我覺得應該是在「工會組織的擴大」上；這下面的子題，可能包括了「從零開始的組織工作」、「吸引年輕人加入工會」、「將組織擴展到無組織的工人身上」，以及「工會民主如何實現」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環扣在眼前工會組織的僵化問題上面，我實在很難想像選舉出身的工會幹部，能夠真正意識到這些問題；要面對這些，當然要有循序漸進的做法，我覺得進一步把問題整理出來，大家就個別和整體的策略，好好談一談，可能是蠻重要的。
產業別工會對工人的第一個心理建設是”同行是敵還是友”的跨越
很久很久以前
統聯在抗爭時,
台汽工會的外聘幹部很豪氣的說
台汽絕對不支援車班
台汽絕對挺統聯司機
是很令人感動的一個記憶
中華電信工會如果能成功吸收神腦員工,是多大的意義
希望你這篇文,能對電信工會有點啟示
少說多做
也不知道怎麼會那麼多嘴，留言越寫越長，就搬回自己家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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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還是有人在做的，我在這裡曾經談過： 「廠場工會」是以「身份」為基礎的官僚化國家主義思維，這種思維，不僅僅牢固地還存在在這個號稱「民主」的勞工行政 機關腦袋裡， 更重要的是，它也存在在工會幹部、工運組織者的腦袋裡，於是，我們的工會勞教，就變成「勞工法律教育」，教的不是階級的認識、不是組織的方法，而是跟勞委 會的官員一樣，不斷地說服大家必須了解這些天殺的法律、即便無奈、憤怒，也得循規蹈矩、按部就班，某個角度看，這樣的工會，跟國家機關沒有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