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的反應,已經顯示出在層層政商關係下的媒體,不可能在這種事情上,為它的記者出面(曠文琦vs.郭台銘事件,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在我們無法期待有勇氣的報老闆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起碼期待一個有勇氣的記者團體、重新反思「專業」的意義、並以集體的力量,去面對對「專業」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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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的反應,已經顯示出在層層政商關係下的媒體,不可能在這種事情上,為它的記者出面(曠文琦vs.郭台銘事件,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在我們無法期待有勇氣的報老闆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起碼期待一個有勇氣的記者團體、重新反思「專業」的意義、並以集體的力量,去面對對「專業」的欺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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