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5
隨著集會遊行法申請日期期限的逼進，凱達格蘭的紅潮，面臨了考驗；這一場對某些人來說，是召喚「中產階級」的經典群眾運動，也真正面臨了困難的選擇；簡錫堦重新闡釋了他強調多年的「非暴力抗爭」，他說：「非暴力不代表合法。」等於為倒扁總部在928之後不撤離的正當性定調。
半個多月過去，有意思的事情終於要發生了。
何謂民主
我先從「民主」開始說；特別是這一波「紅潮」開始之後，「民主」這一個名詞，似乎成為社會難得一見的共識之一，吊軌的是，所謂「共識」的範圍，也僅止於名詞，並沒有任何的內容，隨每一個人高興去詮釋，這使得它如同另外一個意義難辨的名詞「愛台灣」一樣，曖昧不明。
事實上，它們會成為「共識」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大家對他們的內容缺乏共識，讓政治人物覺得它那麼地好用，可以一用再用，用過即丟，就像廁所裡的衛生紙一樣。
對於現代民主國家的那一套民主制度，說實在，我是不大相信的，我認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成就主要在人權，而不是在民主上，同時我也認為，民主制度是不可能透過什麼「中產階級」的「市民運動」來加以實踐的（請參閱工人運動就是民主運動這一篇文章）；不過「民主」一詞跟「愛台灣」比起來，卻並不是那麼空泛的，把這個名詞定義清楚，仍有一定的意義。
如果，我們所說的「民主」指的是現代立憲國家，在西方社會歷經數百年發展出來的這個「民主」社會的話，那麼，「民主」跟「法治」是同義詞，法治是「依法而治」的意思，它的主要作用，是對國家機器權力的行使與構成而言的，其最簡單的公式就是「統治必須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所以，「法治」同時有「法律之前」和「法律之後」兩層意涵。
法律之前是在形式民主的規則下，政府機關必須依據代議機關所制定出來的法律行事，否則便違背了「法治」的精神；但，法治更重要的意涵指的是在「法律之後」的部分，第一，這個政府必須是基於人民（被統治者）同意而組成，並行使其權利的；第二，尤其在二戰後，基於人民同意的希特勒政權，造成民主政治史上最大的矛盾，因此生出若干不能由多數決定的原則，簡單地說，可以用「平等權」來概括。
「數人頭」是民主政治的表象，因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從對統治權力的不信任產生，但它又必須讓政府可以運作，所以勉強接受「多數決定」這樣的一個形式，「接受多數決定」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政治妥協，它換得了「多數必須尊重少數」這一個重要原則，其基本表現，就是以「平等權」為基礎的人權保障。
在以上的這些前提底下，我們回過頭去看「紅潮」下的一些重大爭議。
別期待司法
首先是，現在似乎整個社會都在等一個叫做陳瑞仁的人，等待他在對國務機要費案做出決定，但這樣的等待，對司法，或者說任何一個血肉之軀的個人，是不是合理的呢？
說老實話，反對者對陳水扁的抨擊，難道只是因為「假發票」或者「帳有沒有進自己帳戶」這種理由而已嗎？我看恐怕不是，陳水扁的問題是統治基礎的崩解，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人那麼強烈地不接受他的政府的統治，這種正當性危機，如果要等待司法來解決，那麼對司法的期待就過大了，這種期待，剛剛好是讓司法無法獨立的過度期待。
不該歸司法的，就不要推給司法；而人民要陳水扁下台，他就應該下台，不論他是不是有罪，或者有沒有被起訴；同樣的道理，憲法體系給與總統刑事豁免權，也就是說司法無法干預國家統治權的行使，如果總統犯罪，必須回歸統治權的發動者，也就是人民去決定，如果總統犯了刑事上的罪，不能透過司法的手段叫他下台，體系不給司法那麼大的期待，也就是希望維持司法權的獨立性。
辜寬敏說就算吳淑珍被起訴，陳水扁也不該下台，這並沒什麼不對；即使現階段陳瑞仁提出充分證據，證明陳水扁有罪，他也可以不下台，只要人民還支持他；同樣的道理，就算陳瑞仁證明陳水扁無罪，人民要陳水扁下台，他還是得下台。
期待司法去解決統治權基礎的問題，是因為人民不相信自己有權決定誰統治國家，剛剛好是非民主，而不是民主的表現。
群眾運動一點也不「體制外」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對於群眾運動看法，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認為「上街頭」是國家不民主的時候，不得已的辦法，一個民主的社會，一切都有制度可以解決不同的需求，所以就不需要上街頭，這種想法，再跟群眾運動會製造動亂、社會需要「安定」的這種想法結合起來，「民主」幾乎變成「秩序」的同義詞；事實上，除了「服從多數、尊重少數」這一個秩序本身之外，民主，並不意味著任何的秩序，它本身是一種將一切社會衝突內化到體制中間去處理的制度，藉著制度化地處理衝突，減少衝突對每一個人造成的影響，也由於民主制度內化了衝突，所以在制度中，它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亂」。
我們來看看「亂」這件事吧，為了決定國家政策和統治權力的歸屬，憲法的確設計了選舉制度使其運作，但是這種間接民主的制度，帶來了許多惡害，往往偏離民主的價值，所以，一個民主的社會，頂多只能說是「不得不接受」用這種來行使國家的統治，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同時維護了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的自由，這種自由權力的行使，一定程度可以中和代議政治的問題；所以單單是選舉制度不夠，還要加上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讓輿論可以產生、政治人物可以受到監督，民主的制度才算是完整。
施明德出來號召倒扁開始，就不斷有反對者要求大家要在「體制內」解決問題，體制內，可以依法罷免總統，但體制內的方法，絕不只罷免一種；「紅潮」提出來的訴求是要求陳水扁辭職，總統辭職這件事，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多有先例，辭職之後，不能行使職權，也有繼位人選的規定，本就是在法律規範之內，不能說是「體制外」的行為；而發動群眾運動（集會遊行），本身也屬於法律所保障的人民權利，也不是「體制外」的動作。一個體制內的動作，要求一件體制內的行為，當然，有人會覺得這是「亂」，但是這就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它必須有能力把衝突內化進來；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亂，不能接受，那也沒有關係，但是你得仔細想想，你是不是真的支持民主制度（這沒有指責人的意思，我一點也不覺得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有多了不起，如果有人旗幟鮮明地來反對它，我反而覺得很可愛）。
再談「暴力」
再來，我想談「暴力」這個關鍵字，一般而言，暴力指的是肢體的暴力，我就談肢體暴力吧！最近挺扁群眾在全國各地的反制，和挺扁的人在倒扁場合被打，成了新聞追逐的重點，「暴力就是不對」似乎也變成一種超越藍綠紅的共識，但是我想說的，是暴力真的有那麼不對嗎？倒扁挺扁是一場力量的推擠，就人數來看，好像倒扁的多一些，但人多，不一定就代表有理，有的時候，多數暴力，比任何暴力更可怕，少數要如何對抗多數的暴力呢？那就用別的暴力囉。
最近「見紅就打」的這件事，被媒體無限上綱地炒作，首先我懷疑真的有媒體描述的那麼嚴重嗎？我沒有親眼看到，不能評論；但即便如此，我認為「見紅就打」是對倒扁群眾的一種試煉，難道群眾運動真的是像范可欽狂想的那樣簡單、那樣不需要付出代價的嗎？你那麼多人出來，我就打到你不敢出來，意見之左右大局，除了「人數」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強度」，如果紅軍裡面，有很多只是以為下了班，坐個捷運，順道去喊一喊，然後安安全全回家睡覺，這樣就算是搞運動的人，那麼我用打的，把你們打到不敢出來，這就是有效的策略，不要以為打人的人不需要付出代價，當警方開始全面清查、抓人的時候，這些人都將面臨法律的制裁，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挺身而出，該出手時就出手。這種情勢，終於讓施明德說出不要讓遍地的烽火成為鬼火這樣的話，倒扁總部終於願意起碼負一些責任地開始串連，和面對群眾，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有一種說法是，最近的這些暴力，政治人物該負責任，不應該煽動群眾；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我不反對政治人物該對暴力負責，但如果認為群眾完全是被煽動的，則未免輕視了群眾的判斷力，以及他們自我負責的能力。
「法律邊緣」的試煉
另一個對「紅潮」的試煉，就是「法律邊緣」的試煉；這也有「法律之後」與「法律之前」兩個層次，在「法律之後」的這個層次，起碼就我所知道，倒扁總部目前的表現完全不及格，那就是對「集會遊行法」這一部完完全全的惡法的挑戰，這部法律，賦與警察絕對的核准權力，以及在執法上無限的空間，包括集遊法在內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人民團體組織法」乃至刑法的「煽惑罪」、「侮辱公署罪」，到「勞動三法」中對罷工權與團結權的限制，這些戒嚴時期的法秩序，到今天還存在，而社會中竟沒有產生足夠的力量去挑戰它們，就正是我們民主發展沒有完成、民主社會尚未形成、戒嚴體制仍然存在的最佳證明，但是凱達格蘭的集會，明明處處受到集遊法的鉗制、遊戲規則被它決定，卻始終沒有對此提出挑戰，這樣的人，我認為沒有資格談「民主」。
而在「法律之前」的層次，則是如何看待法律的問題，先不管「良法惡法」的討論，在一切的抗爭中，我們始終有一個關鍵問題沒能越過，那就是「順法鬥爭」的邏輯；這種邏輯，讓一切的法律規定變得格外地有效，也使得惡法之「惡」更加強化。台灣人其實並不守法，我們常常在私領域違法，但卻極度缺乏在「公領域」違法、在公共場合「無視」法律存在的勇氣，對法律的「對抗性」違反，顯出對體制的衝撞，有時能產生出極大的力量；違法當然需要付出代價，近年來，我看到最讓人尊敬的行動者就是楊儒門，當他面對審判時，對於他將面臨刑期的無所謂，正充分表現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精神。
談到這裡，我認為已經涉及到個人存在層次的的問題了，戒嚴時代不曾過去，不僅僅是戒嚴的惡法未曾終結，而且是警總還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起碼，在檯面上，我們要求自己做到一個「好國民」的責任，遵守法律、維護秩序，不見得熱愛國家，但用行動支持國家的存在；但我們都忽略了，要做一個「公民」可能不是這樣的，我們可能需要透過在公領域中不斷地衝撞、不斷地提出我們的需求、不斷地進行鬥爭，讓社會的力量去主導國家的發展，逼使政治人物低下頭來供我們驅策，如此，所謂「公民運動」才有其可能。
說實在話，對於「紅軍」，我並不抱多大的期待，不過若要抽離客觀條件，就想要期待某些人做到哪些事，那樣未免唯心到接近天真的程度了；綠軍在各地的反撲、集遊法的死限，有趣的條件漸漸出現，一場「民主」的試煉正降臨在紅軍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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