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幹政治–1116把政治還給普通人論壇的發言

十一月十六號是很神奇的一天，在誠品接受「社會公器獎」的頒獎，在台上看到我在輔大時代的老師、也是主要對手的前校長楊敦和，原來他是卓新基金會的前董事長、領了獎下樓，遇到輔大黑水溝創社的時候的學妹黃惠玲，好久不見了，她在誠品做公關；晚上「把政治還給普通人論壇」的主持人泡屁和工委會，在校園時代，經常是既聯合又鬥爭的對象。論壇的講台上，坐一排輔大的人（只有何東洪不是，不過他現在在輔大教書，勉強也算吧）；論壇副標題叫：「往上爬或向下走？」難道台大往上爬、輔大向下走，是這樣的嗎？哈里路亞！

以下的內容，說是「1116當天發言」其實不大對，作為一個「遵守時間」的與談人，當天我大概只說了三分之一的內容，現在把它們都貼出來，看看有沒有一些後續的討論。

世代差異

今天找我們這一群「五年級」來聊，我不大清楚大家感不感興趣；我一直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夾在兩個時代中間，不上不下的，挺尷尬；一方面，我們的政治啟蒙，是在解嚴的過程中完成、看到一點點戒嚴的樣子，對「解嚴」有過期待，當然，也就有失望。另一方面，在我們開始要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前面已經有很多人，搞出了不少東西，「五年級生」不是具有開創性的一代，我一直覺得，不只是在社運的領域，而是普遍的，「五年級生」謹慎微小、守成性格很強、開創性就顯得不足。

這個觀察，當然是可以批判和評論的，我接觸過的「六年級」，可能是60到68年次的人，他們創造性，或者說創造的慾望，比起我們強很多，相對於五年級，更喜歡問「意義」是什麼的問題；不像我們，不管是選擇或被選擇，什麼事情，做了就一直做，而到了七年級生，又停下來，不再問「意義」，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但是卻不大去想太遠的事情、也不大管過去的事情；我想這可能跟不同世代，在他們開始有能力參與社會上的事情的時候，那個社會的長相有關係。

我的25歲，是在1993年，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還有一些前代的遺產可以繼承、可以去守，但是那之後，很多東西都消失掉了，經濟的成長、政治的信任、理想，很多東西的意義被解構，想要重新來過，卻不知道要做什麼，到了現在，好像什麼都可以、什麼都是新的、什麼也都不是新的；所以，現在說「學運世代」，那是什麼？那好吃嗎？我也不知道，妳們真的感到興趣嗎？

我剛剛說了，我們夾在兩個時代中間，很多事情，是在我們參與之前就差不多決定了的，好像台灣社運「順法鬥爭」的這套邏輯，不管是那一個領域，透過群眾的力量，逼迫政府去做他們在法律裡面答應的事情，如果不成，那就搞「立法行動」，但這一套東西，卻總是無效的，好，進步一點的，可能會說，起碼我們用運動去證明了法律和國家是無效的，可是我的問題一直是，我們會不會也證明太多次了？不能靠國家，要靠自己，實力才是一切。

那麼，「實力」又是什麼？或者我們這麼說，是政治上的力量嗎？是改造國家性質的動能嗎？

政治手術

我先來說說我看到的政治力量和國家性質的故事，1995年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機會接觸過新潮流的選舉，還有他們的群眾，80年代到90年代初，新潮流初次參政的年輕人，慣有的和地方「條仔腳」交陪的方式，是拿出一張印著「環境保護聯盟」或「台灣勞工陣線」（如果他剛好是個外省人，可能還要加上「外省台灣獨立協進會」）的名片，忙著抱歉說，「歹勢、歹勢，新的名片來不及印」，「條仔腳」看了這名片，就會語重心長地對著身邊的人，評論這個未曾謀面的年輕人，說「嗯，這咧少年仔是『愛台灣』的」。

這是一個詭異的「結合」、「交換」的儀式。

社會正義，是「國家」的一部分，對勞工、環境，具體的侵害，是國民黨的那一個虛構而不義的黨國的當然結果。這與民進黨和既有失勢工會、地方派系結合的基礎底下，創造一個正當的論述基礎。把群眾的利益和國家的正當性結合起來，再將行動導引向政治力量和國家性質的改變，可是95年是一個大關鍵，李登輝的「兩國論」把國民黨虛構黨國體制的「名稱」，從「中國」改成「台灣」，民進黨碰到強烈的論述鬥爭困局，彭明敏與謝系必敗的選舉，給新潮流完全掌握黨中央權力的機會。一個精巧的政治手術就在這個過程裡發生了。

把「社會正義」跟「國家論述」切割開，95年，民進黨轉以「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種務實型的台獨論述，第一，將國家論述窄化為主權獨立問題，延後「正名」的迫切性、第二，尤其重要的是，承繼李登輝路線，以現有黨國體制下的國家機器取代社會正義論述下的國家性質問題。這可以96年，民進黨在新潮流主導下，全面撤守、核四廠預算通過之後，文宣部主任陳文茜發言表示「（民進黨）這一次終於和『暴力』劃清界線」正式宣佈民進黨與草根性的反核力量分道揚鑣，作為代表。

政治人物可以轉，群眾卻不是這樣的，98年，核四建照發放，學生在監察院前面靜坐，我遇到新潮流的條仔腳，他看到我非常興奮，但他的反應是，馬上回去召集鑼鼓隊來，到監察院前敲鑼打鼓，並介紹我一一認識前來打氣的朋友，就好像介紹候選人那樣；這一方面表現出群眾的「悶」，黨部對於社會正義的議題，不再動員，國家論述失去過去的正義內涵；另一方面，敲鑼打鼓就好像民間拜廟一樣，是信仰、對政治人物，就是「挺」和「不挺」的問題。

我討厭選舉

很詭異，2000年，陳水扁成功繼承李登輝的遺產，民進黨失去群眾、但是獲得選票，政權更替無需透過「轉型正義」–實現社會正義與國家性質的改變，就可以做到。

這個手術的結果，一般會被描述為「群眾」被出賣；社會運動所依附的政治力量消失，裂成一塊一塊的，在自己的經濟領域和特定弱勢社群中存在，不再有政治力量可以依附、也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但事實上，如果群眾的力量可以出來，力量是很驚人的，這才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我們常常會說西方式的民主，是數人頭的政治，事實上，這是不對的，西方民主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許許多多不同階級屬性的利益團體上面，舉例子來說，西方工會（Trade Union）是由手工藝工人組成的工人基爾特發展出來的，到了現代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興起，這些基爾特漸漸轉型成為受雇勞動者的組織，對抗國家和資本的侵害；不同利益團體的存在，構成的「市民社會」，比起國家和資本的歷史還要久，在這個基礎下，才發展成民主政治。

現在台灣的問題是，把民主過度抽象地看待，忽略掉不同的利益團體才是構成民主制度組成的基礎；譬如有些人會說，比較90年代和80年代的「學運」，學生好像都在談自己的問題，好像「高學費」，或者「打工族」權益的問題，而沒有像80年代，有那麼多理想性。理想性這個東西，很吊詭，如果我們總是把我們的需求交給有理想的人去實現，那麼，就變成「認同政治」；政治參與變成「知識」、「道德」、「純潔性」這些個人的「資格」。政治參與就變成「資格審查」，政治人物跟一般人界線劃得很清楚，事實上，民主政治應該是參與的政治，每一個人都有資格，而且也都要平等的參與，我是政治人物、你也是政治人物，所有的NGO組織都是政治組織，基於他們的利益，去決定政治的走向。事實上，是所有的企業跟財團都很認識這一點，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去影響政治，但我們一般人都不這樣想，所以我們很吃虧。

至於怎麼「幹政治」，當然，派人參選是一種方法，但那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實上，從我過去的經驗，我很討厭選舉，每次一聽到又有哪個人要選舉了，我都會皺眉頭、避之唯恐不及。選舉不是重點，重點是NGO組織自己要「政治化」，現在的狀況是，大家都說自己不藍不綠，其實暗地裡又不見得是這樣，這就很有問題，政治問題不能在組織裡公開地辯論，組織就不可能政治化。

裡面有人？

其實我一直在旁邊看工委會的的選舉，我覺得有意思，之前推「廢票」，後來是王芳萍、張通賢，現在好像是王醒之、柯逸民要出來選，你想想，這種人怎麼可以選得上？這擺明了是一場「自己玩自己爽」的選舉；之前跟柯逸民聊過，發現工委會的問題意識不在「第二票」或者「第三勢力」這種事情上，它在回應「政治要自己幹」的這個問題。大家對於政治的想像太貧乏，對選舉的想像也貧乏，覺得選舉就是要去現在的政治版圖裡面挖一塊自己的力量。但是，是不是要到那個裡面去，才有政治的力量呢？我對「第三勢力」這個名詞很懷疑，這個所謂的「第三勢力」，就是去裡面挖一塊的這種想法。有的人不搞選舉，也會這麼想，民進黨上台了，讓很多「民間人士」去參加很多政府的某某委員會、甚至分潤某些資源，有一位前輩就跟我說，「現在『裡面有人』了，不用跟以前一樣。」

「送個人到裡面去」這種想法可不可以不要再有了？

前陣子鐵馬影展，有一部片子，叫作「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王育麟拍的，講老台共石聰金的故事，裡面石聰金說到50、60年代的台灣左翼運動衰退，他不是說什麼白色恐怖、共產黨被殺掉很多，所以左翼運動就衰退了，他只是說，「後來陳誠搞三七五減租，農民生活不像以前了，農民運動就沒有辦法了。」我聽了，本來很悶，怎麼一個台共會說這種話？後來想想，也許，這才是一個共產黨會說的話。

我們要知道，福利政策、勞動三權這些東西，都是現代國家面對社會運動的對策，不是運動要的東西，像是最近我在整理工運年鑑、寫一篇關於勞動三法的文章，要反駁勞委會對於新三法「不當勞動行為」有多進步的說辭，就看到美國法的「不當勞動行為」、保護工會協商權的背景，那是在1930年代，要面對經濟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的一環，在那之前，是美國工運最波瀾壯闊的一個時代，美國政府一直鎮壓，後來面對國家的危機，要把工會的衝突那到體制裡面來，所以「新政」就設計了對勞工組織友善的政策，但那不是工人運動要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只要運動搞出什麼，國家依據它的統治利益，就會對應地做出反應，以避免政權的危機，如果他的反應夠，就會反過來變成運動的危機；就好像石聰金說，「陳誠弄了三七五減租，農民生活過得好了，這樣就害了」現在說政治是這麼一回事，找一群人去把國家機器弄得更進步，但是我要問，你把國家機器弄得那麼進步幹什麼？

「第三勢力」如果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在國家機器裡面劃一塊權力位置的方式來證明（正名），我覺得不一定。

一整個都錯了

在大學的時候，我選過學生會長，選之前，用「溫水游泳池」的議題，本來游泳池沒溫水，又因為體育組的師資不夠、加上體育課必修，冬天體育課一定會有人被強迫「選」到游泳課，就要求學校舍溫水設備；學校舍了溫水設備，卻要加收費用，這是違法的，教育部來文，說不可以在四聯單裡收學雜費之外的錢，溫水游泳池的議題弄得很大。在學校裡面搞起一鼓風潮，當時逼得校長帶著三長在學校大門口前的銅像（現在是一個奇怪聖美善真的基座）那邊辦說明會，當天雨下得很大，但差不多來了四百多個人、加上一人一把傘，把校門口擠得滿滿的；那個時候，我們在焯炤館黑水溝社辦辦內部的討論會，社辦鋪塌塌米，本來是讓人坐的，但人多到坐不下來，全都站著、還擠到走廊上去；選會長我是法學院出身的，但我的得票，因為理工學院在前門、辦活動他們接觸得比較多，所得票率最高，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去理工學院拜票，只是經過一個班級，裡面居然就是一片掌聲。

後來進了學生會，主推「校政參與」要把學生會推成代議機關，當時輔大有一個政治環境的巨變，那就是校政的世俗化，當時的校長李震，是最後一任由梵蒂岡認命的神父校長，之後就由俗家的人來做校長（後來第一任俗家校長，是我的老師楊敦和），天國的權力下放，所以大家都在搶，在這個夾縫裡，他們也都要拉攏學生的力量，在那之前，輔大的學生會就已經爭取到平等的「出席」權力、羅光甚至同意學生會長在學校的位階跟三長平行，所以課指組只是學生會的下級單位；後來，我在行政會議爭取到幾乎三分之一的學生代表參與權；這些都已經是台灣談學生自治的極限了。

但是，這些，在我一離開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因為它根本不是學生要的，學生支持你去做，但是他們沒有打算自己去做，我在行政會議要求學校不可以在四聯單裡收學生會會費（就好像收溫水游泳池水費那樣），學生會有了兩三百萬，想的東西就都不一樣了，可是繼任的學生會長馬上把這些都推翻了。沒有辯論，也沒有哪個人管這些事。

後來，有一段時間，覺得很挫折，想說，是不是那裡錯了，我想看看「選舉」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跑去新潮流候選人的總部呆了半年，看到選舉的整個過程，我知道一整個都錯了。後來對於選舉，就有說不出的厭惡感，也許把有一點變態了，你也可以說，有一點無政府主義了。

到底有沒有別的辦法？

當然，社運界對於「參選」這件事，有的時候是消極的、防守性的，這一點，可能大家需要看到，在選舉的時候，政治人物就會對基層做一次政治的動員，而一個具有相當政治意識的社運組織，如果沒有相對的政治性動員，就好像地方派系為什麼有選舉的時候，不管選不選得上，都要派個人出來卡位子，因為你的群眾不動員，就會被別人動員去了，參選，是一種動員的方式；而且，在缺乏想像的條件下，甚至可說是唯一的方式。

在選舉這件事情上，我始終都還是相信，你得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群眾在哪裡、在這個階段，對社運來說，把人送進去，比起群眾的政治意識覺醒來說，實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我不會要大家把票投給誰誰誰，每一個要參與選舉的組織，自己想清楚、有自己的目標，這一次比上一次是往前走了，或者往後退了，自己知道也就夠了。至於到底有沒有別的辦法？好吧，擺爛一點說，我一開始就說了，我是沒有創意的五年級，所以也提不出答案，不過比起這些現在要出來參選的五年級，我也沒有比較遜，只是希望六、七年級，還有更新的人，能夠想出更多在政治上更新的玩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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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28，社會運動．政治．世代差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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