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章]社運政治行動－泛紫與廢票

這是上一本（2003.06-2004.05）工運年鑑分別對「泛紫聯盟」及「工委會」訪談之後寫成的文章，在討論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他們面對政治問題的態度、思維方式，以及期選擇的作法，2008年立委選舉，「兩票制」開動，又創造了另一波的「第三勢力」與「社運參政」的高峰，這些民進黨「後社運時代」社運政治集中的思考，我在這邊把它們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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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著2004年總統大選，高張的「藍綠對決」氣氛，社運界也在思考如何因應因為政治緊張，使得過去就被主流政黨緊緊掌握的一切社會資源，如何被釋放出來、形成新的力量；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是：包括政治人物本身，也會不斷使用「政黨惡鬥，使得民生議題被忽略。」這樣的邏輯，說明社會政策，在公共領域受到排擠的現象。但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代表工人、環境，以及其他「弱勢」草根的力量，從來不曾參與國家權力的過程；要求現有的政治人物去關心弱勢者，恰恰好在強化「代言人」的心態，讓人對政治人物更加依賴。

也因此，回應此一現象的方式，不是要求這些政治人物「多討論社會議題」，而是如何將社會議題「政治化」，由群眾自己去掌握決定權；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本來就是不可切割的同一股作用力，不過在過去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的力量不斷被逐漸掌權的黨外聯盟－民進黨，給拋擲出來。面對這種現象，社運界採取的對應策略，可以2003年，「泛紫聯盟」及「百萬廢票聯盟」的成立作為代表。

泛紫聯盟的成立，過去台灣勞工陣線的重要領導人、曾經以民進黨「新潮流」身分，出任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的簡錫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回憶到， 1999年，在立委任內，他擔任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召集人，開始接觸到大量的財稅議題及資料，於是組成一個「稅改讀書會」，希望厚植對稅制改革問題的基礎，2002年6月，他再召集社運團體，進行了一個一日的「社運工作坊」，期間探討到許多社會政策的議題，並希望找回社運團體的自主性和信心；一直到 2003年中，感受到總統大選的緊張氣氛，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力量能夠出現，於是在2003年8月，結合了來自不同領域的社運團體，正式宣告泛紫聯盟的成立（泛紫聯盟的發起團體為：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全國教師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殘障聯盟、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智障者家長總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

至於「百萬廢票聯盟」，則由另一個重要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所推動。當時的工委會執行長、同時也是百萬廢票聯盟發言人何燕堂說，百萬廢票聯盟的脈絡，是工委會在工人運動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2002年，工委會提出「六不起（活不起、住不起、讀不起、生不起、病不起、老不起）」就已經不單純是工人的訴求，當時特別是觀察到經發會的狀況，認為貧富差距的問題，必然要成為重要的社會訴求，2003年，發現總統大選已經被藍綠政黨所綁架，要怎麼樣把選舉的空間打開來？何燕堂說，再光談政策，已經沒有空間，因此，工委會設想要有一個「不藍不綠」的運動，可以參與到選戰裡，進行階級的教育。

既是「跳脫藍綠」，那麼在聯盟實際的運作中，真的能夠擺脫藍綠的陰影嗎？簡錫堦毫不諱言地認為，在泛紫聯盟的團體中，仍有許多難以脫離「綠」的情結，原先在泛紫聯盟的政治動作上，就曾經提出「廢票」之議，但是成員中對此有疑慮者不少，後來工委會先提出「廢票」的主張，簡錫堦說，這反而幫泛紫「解套」，最後泛紫決議不反對投廢票、選擇先處理政策問題，讓個別團體在總統大選中自行決定其態度；何燕堂也認為，在推動廢票的過程中，接觸到許多工會，基於工會的利益，認為不方便表態、也有的人，因為其政黨認同的因素，對於廢票表現得非常反對，不過他認為，廢票的論述應該要回到工會，和各工會進行辯論、對話，接受質疑，何燕堂說，過去工會對於政治人物的態度，就是「押寶」，要押當然可以押，問題是這樣的結果，是不是什麼東西沒有了？這是透過廢票的辯論，希望能夠引起的討論。

由此可以看出，在泛紫與廢票聯盟形成的過程中，成員的政治屬性，已經先決定了聯盟所發展出來的性格，泛紫聯盟由政策議題出發、相對之下，結合各種屬性的團體較為容易，但也因為聯盟屬於議題的結合，到了碰觸到敏感的政治表態問題時，就難以形成共識，這也使得泛紫聯盟雖由政策起，但卻仍未能跳脫停留在政策層次的格局；而廢票聯盟，則首先進行政治表態，以此作為結合的基礎，其結果是，也許能夠產生聯盟原先預期的「對話」效果，但就結合不同屬性團體的功能，相對之下，也就較弱，這可以2003年11月9日，工委會在立法院舉行「秋鬥高峰會」，各工運團體、工會的反應看出，當時，包括全產總、全總、勞權會、自主工聯、全教會、電信工會……等團體，皆未表達對於「廢票」的明確支持，甚至有強烈反對的意見出現，如勞權會批評工委會長期以來「無政治主張」的政治態度、自主工聯認為應提出別於藍綠的綱領，朝向工人政黨發展、全總認為應促成「政黨輪替」（意即支持泛藍）。

過去台灣工運界的兩個重要的派系－工委會與勞陣（除簡錫堦具勞陣的背景外，勞陣亦為泛紫聯盟的成員）不約而同地，在這個時刻選擇以非工人的議題切入總統大選，其對二十年來自主工運的發展與轉型的思考為何？一直以來，對於「廠場工會」被限縮在經濟議題、無法產生自主的政治力量，因此每每有人倡議成立「階級政黨」，凝聚工人運動的政治力量，但無論就工黨、勞動黨，或者環保運動的「綠黨」，皆未能產生實質上政黨的作用。

簡錫堦認為，在台灣純階級政黨的基礎薄弱，目前階級運動發生倒退的現象，各工會只能爭取自己的利益，他說，這是公共性、理念性的東西倡導得不夠所致，應該在議題中加深論述；此外，如白領、教師等，都未加入工人的隊伍中，他認為，如果要思考成立階級政黨的可能性，不能再只從工運；他認為，過去工運所強調的「蹲點」，在目前所能帶出的機會已經不大，階級運動必須要社會化，因此，泛紫在諸如稅改、族群訴求的語言裡，包裝了許多階級性的東西；相當巧合地，何燕堂也以「有階級立場的社會運動」來描述從「百萬廢票」到「人民老大－直接民權代議制（2004）」等後續的行動。

與1988年「二法一案大遊行（二法：抗議勞委會提出之工會法和勞基法修正草案。一案：聲援苗栗客運罷工案）」、1992年三法一案大遊行（三法：抗議勞委會提出之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基法、工會法等三法的修正案。一案：聲援基隆客運罷工案），這一類的訴求相較，何燕堂認為，2003秋鬥、2004春鬥提出「百萬廢票」的訴求，「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群眾對於法律的認識不清，整個自主工運，說穿了，就是用工人行動的力量來落實勞基法、逼使國家機器表態，但是到了後來，幹部們都習慣翻法條、從法條裡找權利，變成「順法鬥爭」的狀況，什麼事情都先看法令，但是，現在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連資方的條件都跟以前不同，過去結構的問題沒有人談，現在不得不談；而過去是希望藉由法律的鬥爭來進行階級教育，像是退休金的鬥爭，真的是要去爭那幾個錢嗎？何燕堂說，底層所面對的壓迫，必須要找一個出口，現在工人要的東西越來越難要到，變成不能在單一的點上抗爭，而必須要對抗到整個體制。何燕堂說，廢票的重點，並非表現在票數上（2004年大選，因兩組人馬票數極為接近，當時異常高的廢票數量，引起不小爭議），而是它的衝擊、弱勢者該怎麼搞、媒體也開始討論。

談到媒體的效應，就不能不提到，在廢票運動的帶動下，過去工委會的重要領導人、前任台北市勞工局局長鄭村棋，成為談話性節目的常客，何燕堂認為，過去社會運動對主流媒體的空間，向來不能掌握，以前也沒有這樣的經驗，因此，他認為鄭村棋目前在進行「開疆拓土」的工作，鄭村棋在談話性節目上的發言，是要提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線，作為「主人」的人該怎麼做？沒有權力的老百姓該怎麼樣對待政治人物？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做。不過何燕堂也不諱言，類似鄭村棋這樣的人物，可以吸引許多政治認同者的支持，而這樣的支持，並未經過相當的批判過程，因此難免過去認同政治的現象，也因此，在工委會日後推動「人民老大」直接民權代議制參選行動時，為避免群眾「簇擁」出一個政治人物出來，破壞當時設定的制度，就成為一個難題。

政治的力量，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問題，更加發生泛紫聯盟的身上。1996年，簡錫堦接受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徵召，出任不分區立委，在當時，引起了勞工陣線內部極大的反彈、導致勞陣的分裂，簡錫堦說，當時的過程，的確是完全在新潮流內部的運作，沒有經過勞陣內部的討論，他認為，在這一點上，當時批評者對他的批評是對的；而同樣的情形，在2004 年，再次出現在泛紫聯盟的身上，聯盟成員的殘障聯盟秘書長王榮璋與全產總理事長盧天麟接受民進黨徵召，成為不分區立委，簡錫堦說，這同樣沒有經過內部的過程，一樣是可以批評的，不過他認為，兩人擔任立委，屬於個人行為，與泛紫聯盟無關，泛紫聯盟也不會因為兩然過去是聯盟成員，就特別與其合作，仍然是要視議題而定。

不過，簡錫堦仍認為，個別的人進入立法院，仍然能發揮一些作用，例如他個人在擔任立委期間，曾經推動「勞基法擴大適用」、「替代役」等重大議題，而目前在立法院中，不分藍綠的立委，在許多個別法案的審查上，是可以引為助力的。

我們若從「個案」、「政策（法律）」、「國家（政治）」三個層次來看，如二法一案遊行的發動，所欲提出的是從個案到政策（法律），最後觸及國家這一個層次的問題，但順法鬥爭的結果，使得運動的力量止於政策（法律），最後被侷限在個案上；綜觀泛紫與廢票聯盟的行動，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同樣是面對在工會鬥爭越來越淪為個別場廠鬥爭下，無法找到一個集中施力的點、使得訴求可以上升到整體的政治、經濟層次，以獲得有效政治成果的策略；但兩者的切入點不同，工委會選擇直接碰觸政治問題，不僅僅不再在「廢票」論述中再碰觸個案，即使是政策及法律的問題，也很少提到，何燕堂認為：「廢票運動是在處理如何在選舉中，把空間打開來的問題，在現在的條件下，談政策已經沒有空間。」這種態度，在2004年立委選前的「人民老大－直接民權代議制」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在這裡，工委會提出了一個由會員負擔部份義務、同時讓候選人事先簽署辭職書，使得會員可以隨時罷免候選人的制度，但這一個制度，僅僅只是形式，政見可由候選人填充，重點在突顯候選人是否確實履行承諾、以及選民有無後續的監督與罷免的能力。

泛紫聯盟則並未從國家（政治）的層次上直接表態，同樣不觸及個案，而選擇在政策與法律問題上入手，簡錫堦說，「過去各團體都有其專業的東西，在其個別專業的領域進行鬥爭，但也造成各團體只能在其自己的領域內發言，泛紫聯盟成立之後，得以解決此一問題」如何解決呢？例如稅改議題，就是一個對任何經濟弱勢的群眾，都造成重大影響，「但沒有社運團體專門去作」簡錫堦說，「這也突顯出社運對其群眾對象內的盲點」，意即如「稅改」這樣的議題，是在不同領域中，所找到可以「跨界」的題目，用以結合更多關注焦點不同的群眾，不過，無論政策如何「跨界」，仍然還是屬於「政策」的層次，在聯盟內政治態度無法完成整合之際，在總統大選中，泛紫聯盟僅提出「虛擬候選人」這一類張力較弱的政治表態方式，一定程度上，與政治表態脫了鉤。

既有的政治力量，如鬼魅一般地，如影隨行在兩個聯盟左右，泛紫聯盟由「政策」入手，固然在一開始時，可以避免團體的政治屬性的爭議，但是一但要上升到具體的政治動作時，仍然免不了聯盟所屬成員的政治性格的影響，再被拉回到「政策」的層次；而工委會一舉提出「廢票」此一政治主張，但事前缺乏擴大的討論，以至於成為單一團體或派系的動作，當它企圖進行進一步結合的時候，所得到的回應，也顯得冷淡，就其因素，當然如工委會所評論的由於各團體固有的政治認同，或者所謂「押寶文化」根深蒂固，無法在現階段突破，是重要的原因；然而，批評者如勞權會所提出的，認為「廢票」此一不提出對政策與國家性質正面訴求主張的行動方式，為工委會向來「無政治主張」的具體表現；或者如當時自主工聯期待提出更進一步的「階級政黨」訴求，應當為對現階段工運在政治表現上的不滿與期許，也或許是無論泛紫，或廢票聯盟所無法迴避的提問，「階級政黨在現階段基礎薄弱」，這是兩個無論從歷史，或者從現階段的行動路線、主張都有相當歧異性的聯盟共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