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文學週末「聆聽勞動者生涯」的提問

今天「樂生文學週末」，牙齒痛，躲在蓬萊舍的門邊，還是被沐子點名發言。

• 樂生文學週末第二季 弱勢者集體創作與個體成長

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工傷協會、TIWA、日日春這些年來一系列的「工殤顯影」、「工傷者畫集」、「辣辣雞」、「外勞詩歌、攝影展」等文藝質素與社會運動組織工作結合的成功，甚至從這些作品的外顯形式來看，它們也都是吸引人的；但是，沐子和吳永毅都認為他們並未思考這些作品在作為「受害者集體」到 「個體揚聲」之外，對於「讀者」的意義。

當然，我所指的「讀者」，也並非沒有對象性的人，我以表面上看起來「健康」的工會，他們的群眾，在看待這些作品的同時，會有怎麼樣的反應來切入，當然，「健康」必須要放到引號裡面去，從工人運動來說，利己主義、頭人政治、官僚化的工會，絕不會是一個「健康」的工會，但它們，的確是在這些情境下，不會去正視如同沐子、榮隆和吳永毅都指出的，「文藝質素」在運動的集體中，對於個別主體所產生轉化作用，就外顯的表像看，社運是一個改變社會以維護特定群體利益的行動，但更值得注意的一個面向是，受害者在這些行動中的改變。

這種改變，可能是從「受害者集體」到「社會集體」情境的認知；知識份子可能透過「論述」去掌握一個「國營事業工人」跟一個「外勞」在結構中受害的共通性；但剛剛好「論述」這種理性的東西，是最容易騙人的，進步的語言人人會說，但對弱勢情境的體會，卻得從感性層面的觸動產生。在我來看，「論述」本身不僅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也缺乏「真實性」，它是一個很表象的東西。

舉例子來說，我曾經跟一些幫大工會做過「進步論述包裝」的朋友說，妳們寫的文宣、在遊行裡設計的口號，其實跟黑手拿卡西唱的歌，對於大工會的意義來說，是一樣的，它們都只是遊行裡的點綴，當你們離開了，或者工會幹部覺得不需要妳們了，那些東西就不見了，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國營事業工會的「自主化」當然不能說全無意義，但是到底留了什麼深刻的東西下來，這是值得重新認真看待的，「順法鬥爭」下，回歸法律的「權利論述」，當然有其階段性意義，但是「權利主體」本身，卻始終代表著國家法權對於「不同身份的人」的定性，對「權利主體」的接受，也就是對國家所賦與的「身份」關係的接受，這個關係是被動的、封閉的。

在談話中，沐子談到兩個情境，是有意思的，我對這兩種狀態的詮釋是，一個是「妒恨」、急切希望平復（尤其是透過國家，這一個本來不值得期待的仲裁者）；如果不可得，則會變為是「罪愆」，一定是我上輩子做錯了什麼事，所以要透過宗教的力量懺悔、取得救贖。「恨意識」與「罪意識」是主體性的障蔽，但卻同時是通往「主體性」的門戶；它們指向受害主體的「不全」，這種「不全」，不僅僅是肢體的殘障，而是全面的「不全」、被決定的命運造成工作傷害的殘肢，「失去」是因為「從來不曾有過」，而「罪惡」則是感受現世中生命不能自主的狀態、面對這種生命情境，如何透過同樣「一無所有者」的集體來完成在現世中的實踐，這是社會運動的課題、從微觀看，是主體的「培力」，巨觀看，則是「階級政治」的興起（趙剛曾經以「告別妒恨」為題，論述社運的「培力」問題，但他將「妒恨」與「培力」切割成兩個對立的範疇，我不贊同他的觀點，我認為那是對尼采哲學的誤釋）。

我對藝文形式感受性力量的興趣，當然，來自對「論述」的不信任（當然，這不是說，論述屁用也沒有，我們試著不要把很多東西那麼「絕對化」地看待）。我的問題是，透過藝術形式這條路，有沒有機會創造出更開闊一點的從個別主體到集體性的感受出來，當然，它或許未必是主流對「美感形式」的一般觀點（我相信那是有階級性的），但它的普遍性在什麼地方？之前，我寫過兩篇文章，碰觸到了這個問題：

• 怎麼辦，永遠是個好問題
• 鐵馬，拒馬，鐵馬

當然，以上的提問，反映著我的一些焦慮，我對目前苦勞網平均每天差不多有三千人次的讀者感到好奇，他們看到了什麼？對於即將出版的工運年鑑2004.06-2005.05，又將展開工會拜訪的行程，他們怎麼看， 又該怎麼對話？就「工運年鑑」的工作而言，如果它不能更進一步地深根於工人運動內部，成為運動有機的一個部份，它又有什麼資格去描述、去評論什麼呢？

當然，苦勞網或工運年鑑都不會被認為是「文學、藝術」作品，但與這些「文藝」的思索，應當有它共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