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章]勞工階級形成與血汗輸出的時代－－台灣的1960與1970年代

以下這一篇「文章」，是苦勞網與敬仁勞工中心合作的「勞工看的台灣史」第二冊的全部文字內容，主要由我執筆完成，寫作的時間在2000 年12月；經 過八年之後，剛剛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政黨輪替的問題，又在總統大選中浮現，在這個時候，我將這一篇描述台灣「經濟起飛」的70-80年代的文章貼上來，以 作為一些後續討論跟思考的基礎。

「勞工看的台灣史」希望用較淺白的文字，描述台灣戰後的經濟、工業與工人的歷史，以提供工會作為勞教的材料，這不同於一般將歷史的焦點 聚集在「政治 與人物」的歷史上，希望藉此呼喚以農工為主體的歷史觀，當然，這說起來很容易，要做到沒那麼簡單，不盡理想之處，那是我們的能力限制。另外，我想起來，在 香港的AMRC協助下，這套書有英文的版本，不過我一直沒有拿到，等到我找到的時候，或許再跟大家分享。

【目錄】

【 前言】：一座漂浮無根的出口月台
【第一部分】 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壹】 從「援助」到「貿易」
	【貳】 「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歸國投資條例」的修正以及影響
	【參】 美國資本的運作方式
	【肆】 建立加工生產基地
	【伍】 加工出口區
【第二部分】 台灣私人資本的崛起	【壹】 台灣大財團的崛起
	【貳】 金融「制高點」的爭奪戰
	【參】 中小企業的「螞蟻雄兵」
	【肆】 中小企業與分工網路的建立
【第三部分】 台灣的勞動階級	【壹】 從農村到工廠的勞動者
	【貳】 美日資本的血汗工廠
	【參】 黑手變頭家？台灣勞動者的一些特色
	【肆】 台灣奇蹟的真相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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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座漂浮無根的出口月台

在這一冊中，我們將要談到台灣的出口導向發展，與台灣私人資本的興起。透過這個發展過程，台灣找到了自身產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位置。台灣以出口來帶動經濟 成長是一個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過去，第三世界國家間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就是唯有取消自己國家對國外產品的依賴，民族工業才有可能獲得成長，否則的 話，不僅國內的工業原料將持續被先進工業國剝取，而國內的工業也會被外國產品長期壓制，難以取得發展。這個觀點，就是一般常稱的「進口替代」。而台灣經驗 的特殊性，就在於採取了另一種截然相反的途徑，大量地引進外資，並以國外市場為目標卯起來做代工，透過出口來帶動國內工業的成長，這個模式引起了世界的矚 目，從而使台灣成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從事發展的典範。

三十多年來在這種以出口為主導的框架下進行發展，我們可以台灣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一個指標來檢視這個狀況，貿易依存度是進出口貿易總和同國民生產毛額 （GDP）的比例，這個指標顯示了台灣依賴外貿的程度，一般說來國際上以25％作為一個標準，超過25％則視為是高度依賴貿易的國家，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 有這個狀況，而台灣在1995年的貿易依存度為95％，這個比率在美國是23％，日本是17％，南韓是61％，墨西哥是30％。由此可知出口導向型的發展 模式對台灣的影響，事實上一直延續至今。

在這個特殊發展模式下，台灣需要大量的進口和大量的出口，而台灣要生產什麼東西，要看世界市場的需求來決定。台灣就在這樣的世界分工結構下，失去了產業發展 的自主性，台灣的發展，不是依據國內人民的需求來決定的，出口什麼東西可以賣錢，台灣就做什麼，所以台灣的污染狀況一天比一天嚴重，卻必須發展國外不斷淘 汰的污染性產業；而出口什麼會賠錢，台灣就放棄什麼，所以即使台灣的農業生產力不斷提升，台灣的農村卻難逃破敗的命運。俗話說「台灣錢淹腳目」，錢，就是 這樣來的，所以透過出口來賺取外匯成為台灣唯一的產業堅持，這就是台灣在急劇發展下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因此，有人以「漂浮無根的出口月台」來形容台灣這種 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

接下來，我們還要在這一冊進一步探討這個 問題，但首先，我們要來了解一下台灣的這個轉變在世界中所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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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壹】從「援助」到「貿易」

我們在第一冊介紹美援時，曾經強調過美援 對台灣的影響，同時，我們也略為說明了美國如何透過美援來進行世界性的戰略佈局。現在，我們則要簡單的探討一下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以了解台灣進行出口導 向型發展的背景。

我們曾經提過，美國在戰後透過美援體系來影響世界經濟的復甦，然而，美國政府卻也清楚，美國雖是世界獨強，卻也無法永久維繫這麼龐大的美援體系，美國的國際 地位必須透過建立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秩序作為基礎。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53年的國情咨文便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竭盡我們政府所能，鼓勵私人資本流 向海外。這就必須將鼓勵外國創造適於美國投資的良好氣候，列為我們外交政策的明確目的」。

然而，事實上早在美國開始大規模實施援歐政策後不久，美國產業界便興起一股「把工廠遷到歐洲去」的風潮，向西歐大量輸出資本。這個風潮，主要是為佔有西歐的 市場，以便就地生產和銷售，同時也減少了貨運、關稅與進口限制等等障礙，而西歐的工資也比美國低廉，這些因素都大量減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了資本投注的獲 利。美國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重點是不同的，在工業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分布在製造業，主要是由於美國跨國資本企圖爭奪當地市場，在1970年，美國海外 製造業投資的74％是集中在西歐和加拿大；而對於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區，投資便主要分布於石油業和採礦業，以便於獲取和壟斷世界的原料市場。

據資料顯示，美國在1946年私人資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72億美元，到了1970年增加為781億美元，24年間增長了將近十倍，而其中尤以製造業和石油業 增長得最快。從這裡，我們便可以逐漸清楚，美國在戰後所逐漸建立起來的世界新秩序是什麼模樣了。就這樣，在冷戰對峙的世界情勢下，美國以其政治目的和手段 為前導，開啟了跨國資本迅速擴張的時代。

一九六○到七○年代，台灣因為「出口導向」的發展，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出口導向」指的是政府透過一連串政策與獎勵、優惠措施，引導工業的生產，向著輸出到 國外的方向去發展。把經濟的發展重點通通都放在出口的這個目的上。而在這個時間，剛剛好的是美國和日本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快速成長期，一方面要拓展 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又礙於本國勞動力的價格過高，所以就積極地在海外找尋「加工生產基地」，把整個生產裡面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序給抽離出來，自己設廠， 或者用外包的方式，把這些工序交給這些「加工生產基地」去進行生產。而在這個時候，台灣剛剛好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所以，「出口導向」指的並不是台灣做 的產品直接銷售到國外的市場和消費者的手中，更重要的還是為美國、日本這些大資本做代工、加工的工作。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整個台灣在經過「出口導向」 的過程之後，已經變成了美日資本的大工廠，所有的台灣人去幫這些外國的大老闆做工，而大多數的本土資本，不過是「工頭」而已。

我們在這裡約略勾勒了美援與美國資本外移間的關係，為的是要了解與美國之間從援助到貿易的關係，以及台灣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位置。依據美國學者 D.F.Simon的研究清楚地指出，美援對台灣經濟進行干預的形式，主要便是透過美援，其對台灣發生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美援用於支付主 要的進口商品；第二階段則是為重要的基礎建設提供資金，以引導並深化台灣的經濟發展；第三階段，美援用於促進出口貿易與外國投資。於是，外國投資終於取 代了美援，成為促進台灣發展的重要因素。

台灣朝「出口導向」發展，有內在的農村釋 放出過多的勞動力的因素，和外在的美日資本希 望建設台灣成為他們的「加工生產基地」的因素，在這一拖一拉的兩股力量下面，一間間為美日資本的需要而生產的工廠建立了起來，並且一下子就遍佈了全台灣。 美日資本和台灣大大小小代工、加工的工廠合作有許許多多的形式，一個是自己把資金投進來開工廠，在就是和台灣的本土資本合資，另外更多的是直接對這些工廠 下訂單，運回美國或日本去裝配，再不然就是裝配好了，運回去銷售到他們的市場。我們先從美日資本進入台灣開始談起。

在五○年代，「美援」扮演著維持台灣政權的存在，以及引導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 但美國人也不是甘願做世界各國的「凱子爹」，他們對於外國提供「援助」，當然是有他們的目的的。一九六二年的時候，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這麼解釋過美援的功 能，他說：「對外援助是美國用以保持其 有影響的地位和在世界各地進行控制，並用以支撐那些注定會垮台或倒向共產主義集團的許許多多國家的一種方法。」一九五○年代，「美援」的確扮演了支撐國民黨政權、以及使台灣必須依賴美國而生存 的角色。但是，隨著國民黨逐漸在台灣站穩腳跟，美援就開始發揮它更積極的意義了。

「美援」的積極意義是什麼呢？一九五七年，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在一篇《關於對外政策 和共同安全計畫的報告》裡面強調：「最 主要的理由在於，那些國家下了決心要發展。我們只有參加到那個過程中去，才有機會把他們的發展納入到對我們最有利的軌道上去。」而這個所謂「最有利」的發展，所指的就是讓這個國家「門戶開放」，使得美國的資 本能夠自由地進入這個國家。一九六二年，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在《關於1962年對外援 助法案的意見聽取會議記錄》的報告裡，是這麼說的，「我們要在力所能及的地方，通過我們的使館在日常的基礎上，在我們援助的討論中和在援 助的直接談判中不斷地施加影響，強調私人投資的重要性。」

美國對於台灣的要求，除了開放外資進入之外，還包括了凍結軍費支出和出售公營事業，因為台灣的公營事業幾乎壟斷了台灣一切產業的上游和所有的基礎建設、龐大 的軍費支出也使國家的資源不能那麼有效的投入到經濟的發展上面。美國會這麼要求，當然是自己想要掌握台灣的這些產業的上游和基礎建設，這樣，他們就能夠取 代國民黨，而成為控制台灣一切經濟發展的力量。1959年，美國共同安全署署長與國務卿等官員相繼來台訪問，對台灣政府表達了這些要求。後來在雙方磋商的過程裡，產生了於1960年一月所公佈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但是，實際上，台灣當局並沒有完全依照美方的要求，在「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裡面，是增 加了開放的程度，讓外資有更多的空間可以進入台灣，但是並沒有接受凍結軍費支出和出售公營事業這些要求，當時的行政院長兼國民黨總裁陳誠，在1960年元月公佈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後，召開國民黨第八屆中常會臨時會中報告指出，台灣當前的國家發展方針，首要為「充實保衛台灣安全與策應大陸革命所需的軍 事力量」，其次則為推動「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來加速國家經濟發展。

國民黨當時一方面想要進一步控制台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另一方面也仍積極地想要「反攻大陸」，「出售公營事業」和「縮減軍備」，無論如何都不是國民黨政權所 能夠接受的，但是，也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使得台灣在日後的經濟發展中，或多或少掌握了一部份的「自主權」，並沒有完全讓外國資本長驅直入，在這個地 方，如果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相比，也成為台灣經濟能夠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十九點改革綱領」，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複式匯率加以統一、外匯管理自由化和進口貿易自由化，這些方便美國資本進出台灣的經濟改革方案。而國民黨政府分別在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制訂了「外國人投資條例」和「華僑歸國投資條例」，大致上依照著「十九點改革綱領」修正了產經以及金融的政策，在完成了這些「改革」之後，「美援」的任務也已經接近完成。一九六五 年，國際開發總署離開台灣，「美援」的時代算是正式的結束。台灣和美國之間也從「援助」進入了「貿易」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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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貳】「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歸國投資條例」的修正以及 影響

在「十九點改革綱領」的建議之下，「外國人投資條例」和「華僑歸國投資條例」重要 的修正內容大概有：解除利潤匯出的限制、給予外國資本完全等同於本國資本的待遇、刪除投資比率或經營權的限制、外資也受到和本國資本相同的賦稅優惠 ……這些規定。

有了這些規定之後，美國的資本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自由進入台灣，而不用擔心在台灣賺 到的錢，不能再投入更多的生產，或者不能裝進自己的荷包裡。一九六○年是外國資本進入台灣的一個關鍵的年份，我們從一些數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九年外資流入最多的一 九五五年，也只有二十八億美元，最少的一九五七年則只有四億八千萬美元，一九六○年，法令一修改，就暴漲到八十五億五千萬美元，幾乎等於一九五三到一九五 九年七年的總和，而到了一九六○年之後，每年都超過兩百億美元，由此可見「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歸國投資條例」 的修正，對於外國資本的流入的的確確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

 

外資流入的統計
年度	許可額	實現額
1952	—	—
1953	160	160
1954	64	64
1955	286	286
1956	60	60
1957	48	48
1958	159	159
1959	135	135
1960	5685	855
1961	2114	2012
1962	3706	4556
1963	4938	2872
1964	4471	4803
1965	14936	5606
1966	5617	2921
單 位：1000美元

外國資本進來了，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這些資本進來之後，做了些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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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參】美國資本的運作方式

資本進入台灣市場，最終的目的是要利用台灣廉價的勞工，來為美國的產業做佔領國際 市場的墊腳石，但是另一方 面，由於台灣工業的許多基礎建設，如電力、交通，以及許多產業的上游工業都還不穩固，所以美資有很大的一部份都投注在由公營事業所獨佔的這些基礎建設上 面。投入的方式包括投資、貸款、技術提供等各式 各樣的型態的合作。在這個地方「美資」扮演著替代「美援」的角色。

這種方式，也使得美國資本透過對於公營事業的掌握，直接、間接地控制了台灣經濟的 命脈，也使得美國資本，由這 些龐大的基礎建設上，獲取暴利，台灣的核能發電廠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墾丁的核三廠，就是在美方的壓力下，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用極高的利息，舉債興建 的，也就是說只要台灣人一用電，錢就滾進美國人的荷包裡，而核能發電所遺留下來的輻射污染和遺禍子孫的核廢料問題，卻要由台灣人來承擔！

台灣史研究學者劉進慶把美國資本分成「指向台灣市場」內銷型，和「市場輸出」外銷 型兩種，前者多半是和公營事業結合，掌握產業的最上游，也就是獲利最豐的關鍵點，以Secony Mobil石油公司（35%）、聯合化學公司（35%）與中油（30%）合資的「慕華聯合化學公司」為例。慕華利用中油錦水礦區的天然瓦斯，製作作為肥料 元素的尿素和液態氨，再透過契約，要求台肥必須無條件地在七年之內以每噸110元向慕華買進尿素，在十年之內以每噸84美元買進液態氨，粗估慕華一年在尿 素的獲利是六五○萬美元，液態氨的獲利是一百八十九萬美元。

大家得知道，台肥是供應台灣肥料的壟斷廠商，買了作獨門生意的慕華的尿素和液態氨，製造肥料，賣給糧食局，再由糧食局以每噸七千六百五十塊的價格和農民進行 嚴重剝削的「肥料換穀」，最後是把農民的每一滴血汗，全都換作了Secony Mobil石油公司和聯合化學公司的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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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肆】建立加工生產基地

美國資本對於工業基礎部門的滲透，除了獲取暴利之外，同時，由對台灣經濟咽喉的掌 握、達到控制台灣政經發展的目的，這使得在美援結束之後，美國仍能透過資本完成甘迺迪總統所說的「在世界各地進行控制」的任務。

美資進入台灣，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建立加工生產基地」目的上面。戰後，美國的資 本在國內碰上的問題是勞動力 與環境成本的上升，同時面對新興工業國家的競爭，必須在世界各地找尋更可以剝削的勞工，和更可以污染的土地，台灣有逐漸完成的工業基礎、從破產的農村裡流 離出來的工人，完全符合這個需求，於是，從六 ○年代開始，為跨國資本量身定作的「出口導向」經濟，浩浩蕩蕩地開始幹了起來。

所謂「加工生產基地」，我們從一些簡單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一九八二年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作了一項調查，在台灣的美國系企業產品有30％ 是出口給美國母公司，也就是進行所謂「企業內部的交易」。美國母公司透過「技術改革」，把產品的生產工序分割成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等各種 各樣的部分，然後將核心的技術、品牌、設計、行銷、專利……等部門由自己掌握，把不需要技術，但需要大量人 力的部分，移轉到海外，由廉價的勞工來進行生 產，所生產出來的成品或半成品，再回銷到本國，賺取利潤。為了符合這樣的需求，美國還制訂了「附加價值型關稅」，獎勵這樣的生產方式。

台灣並沒有豐富的原料和龐大的市場，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只有吃苦任份的工 人，土地改革以及「低糧價政策」將大批的人力從農村裡驅趕出來，於是，台灣工人便開使用自己的肩膀，硬生生地扛起了「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重擔。

台灣以出口來 帶動經濟成長是一個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三十多年來在這 種以出口為主導的發展下，台灣的貿易總額（出口加進口）在1995年與國內總需求相等，佔國民總生產的95％。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總額佔國民總生產的比率相 較，要高出很多。例如，這個比率在美國是23％，日本是17％，南韓是61％，墨西哥是30％。在這個特殊發展模式下，台灣需要大量的進口和大量的出口， 而且台灣在世界生產體系中分工地位的改變，也對台灣的經濟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台灣要生產什麼東西，要看世界市場的需求來決定。因此，有人以 「漂浮無根的出口月台」來形容台灣這種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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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戰後國際分工的形成
【伍】加工出口區

1960年， 台灣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陳誠公佈了由尹仲容等親美技術官僚 所草擬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這是台灣邁向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分水嶺。在美方的運用美援做籌碼，所施加的壓力下，台灣當局以「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作為 進一步實施私有化、自由化的具體措施，內容包括了放寬外匯管理與企業保護、整頓稅制與金融、抑制國防支出等。其中，更包括了影響非常深遠的「獎勵投資條 例」的制定。從此以後，台灣工業化的過程，便深深地捲入資本主義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構裡， 成為一條面向太平洋的出口裝配線。

要求包括了，全面放寬各項經濟管制、出售公營事業等等「激進」自由化的主張。不過，在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磋商談判，最後有所堅持、也有所鬆手的這個過程來看，出口導 向所塑造的血汗「奇蹟」，不僅僅是來自於這個常常愛說自己是「大有為政府」的領導，更重要的因素還是外部這些難以抗拒的局勢所使然，六○、七○ 年代的各項自由化政策，就是在這些不同勢力之間的連串拉扯的過程。「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正是這個拉扯過程中的產物。

台灣的「加工 出口區」有經濟特區與工業區的雙重性質，是發展中國家第一個成功的案例。作為一個特區，它是經濟管制下藉以帶動經濟改革的示範（或是實驗）窗口，以種種經 濟優惠政策來吸引外商投資，既是出口導向經濟的標兵，也是馬前卒。

加工出口區設 立的想法，早在1958年美國專家審查高雄港擴港計畫時便曾被提出，美援會更於1959年進一步建議規劃一個單一特區，以香港為藍圖規劃加工出口特區以發展工業。隨著「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的公佈，換來了美方暫緩縮減援助，與未來終止援助後將「以貿易代替援助」的承諾。然而隨著1965年終止美援時程的到來，使得出口導向的發展顯得越來越急迫，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想要趕快賺取大量外匯的因素，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當時的台灣正在進行初步的工業化， 必須到國外去找更廣大的市場，來謀取更大利潤，在這些趨力的推動下，「加工出口區」於是便成為代表「出口導向」的重要象徵。因此，國民黨政府在1963 年，打算修訂「獎勵投資條例」的同時，就有要設立加工出口區的一些想法。只是當時的行政院認為這個東西「影響重大」，應該要設立一個專責的法案，在立法的 過程裡拖延了一下。同年九月，立院終於提出「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草案」。1965年一月，這個法案通過，定位「加工出口區」設立目標為拓 展對外貿易、創造就業機會、引進工業技術、吸引工業投資。也使得「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有了法源依據。

依據當局的設計，加工出口區稅捐的減免範圍，比起「獎勵投資條例」所 訂定的退稅保稅制度更寬，同時在區內進口機器設備、原料、燃料、物料與半製品，一率完 全不用交進口關稅與附加捐，除了一大堆稅捐通通減免之外，也不用辦理申請減免的手續，如果加工出口區的保護規定還嫌不夠，區內的事業單位也都同時適用「獎勵投資條例」裡頭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規定。此外，「加工出口區」不僅提供現成的土地，內更有完善的基礎設施與單一窗口的服務，大大節約營運與行政成本， 加之上述各項減免租稅的特別優惠，也大大加快了利潤積累的速度，在這一大堆有利的政策「作多」的誘因之下，區內的加工工業十分迅速地發展了起來。

很快地， 1966年（民國55年）十二月，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港區落成了。在這之後，不到兩年（1968年，民國57年），「高雄加工出口區」的設廠容量便已達到飽和，政府為了進一步擴大加工出口區的效益，就在高雄市楠梓再增建「楠梓加工出口區」（1971年，民國60年落成）。更在1969（民 國58年）八月將興建中的原潭子工業區改設為「台中加工出口區」。短短三年間，「加工出口區」便已一座接一座地成形了。由此看來，設置「加工出口區」的措 施，對於促進出口產業發展是起著一定的作用的。

「出口導向」的發展趨勢，到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而更形強化。退出聯合國使得當局增加了「獎勵投資條例」對於出口的直接稅減免，希 望能藉由出口的擴大來強化台灣對外的國際連帶。另一方面，當局並依「獎勵投資條例」中關於工業用地部份的規定，首度大量在農村地區大量開發工業區，以吸收農村逐步破敗後所釋出的剩餘勞動力。

六○、七○年代，台灣開始了現在形容為「經濟奇蹟」出發點的「出口導向」時代，基本上，「出口導向」發展的主力，是密密麻麻的「中小企業」這些螞蟻雄兵，他們在廉價、認命的台灣工人流血流汗支撐之下，靠著極差的物質條件，一點一滴地累積起現在台灣的財富。但是，實際上「出口導向」的獲利者，卻不是這些中小企業螞蟻雄兵們，而是在這個時期快速膨脹起來的大財團。這也就是說，在六○、七○年代，當台灣中小企業在國際戰場上衝刺的時候，台灣的大資本卻在政府的支持下，藉由對於國內產業和金融市場的壟斷，鯨吞蠶食了這段時期經濟成長的一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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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台灣私人資本的崛起
【壹】台灣大財團的崛起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大財團崛起的過程。

五○年代初，台灣的大財團，只有由中國遷來的紡織資本，以及由接收日產「民營化」之後的水泥、紙業、農林、工礦四家公司，勉強算得上是具規模的「私人資本」。 一九五三年，還只有台灣水泥公司一家營業額達到新台幣一億元的民營企業。到了一九五八年，嘉新水泥、台灣鳳梨、台灣紙業和中國人造纖維公司也先後突破新台幣一億元的營業額。從一九六○—一九五九年，營業額到達一億元企業，以每年五家的速度增長，到一九六五年，已經達到了三十九家，而在 「出口導向」發展逐漸確立的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增長的速度更是驚人，一九六八年超過百家，一九七一年達到兩百六十多家，一九七三年達到五百家。如果我們再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大財團資本額膨脹的數字做比較，五百人以上大財團的資本額從五百四十八億台幣增長到了六千一百二十八億台幣，增長速度達到十倍以上。

既然大財團並不是「出口導向」發展的主要承擔者，為什麼會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如此大的利益？成長如此快速？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財團相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佔有壟斷產業以及金融的有利地位。五○年代，當這些大資資本在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可以從官資銀行得到高於自籌資金三倍的信貸基金。他們不需要任何擔保，只需付地價20%的款項，就可以分期付款向台灣當局購置工業用地。而在申請興建廠房貸款的時候，可以將申請到的貸款當作抵押，再向官資銀行借錢，不必自己出錢，就可以蓋工廠。在五○年代和六○年代上半期，政府分配美援相對基金貸款優先次序，官資企業第一，大資本的集團企業第二，在滿足官資企業需要之後，總是給他們特別的照顧。就拿現在被當作「經營之神」來膜拜的王永慶來說好了，當年在他剛開始籌辦台塑企業的時候，自籌資本不過五○○萬元新台幣，其餘的部分都是依賴美援的借款。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的爆發，更成為王永慶的「登天之階」，美國為了鞏固他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自一九五一年起，每年提供台灣一億美元的援助，一九五三年，第一期的經建計劃，就在這些援助下展開，王永慶在這個計劃支持下，設立了大型PVC塑膠廠，這才有了今天說話比總統還大聲的台塑、南亞集團。

在大財團的企業設立之後，政府也想盡了辦法去保護他們的利益。例如，為了保護台灣的紡織集團企業對台灣本地市場的壟斷，長期對紡織品實施管制進口和高關稅以及限制設立新廠、鼓勵棉紗同業公會成立「產銷改進合作委員會」，利用聯合議價、控制產量的方式，達到對本地市場聯合壟斷的目的。

此外，政府對於「裕隆汽車」的保護，也是一個大家所熟悉的例子，一九六一年四月，政府為裕隆量身訂做，頒行了《發展國產汽車工業辦法》，規定凡本地能夠製造的汽車及配件，台灣當局和官營事業機關都要盡量採購本地產品，同時對裕隆所能製造的同型同級汽車零件實施管制進口或禁止進口。這是政府對國外競爭者的抑制，對於國內競爭者，也沒有絲毫的手軟，根據《工業輔導準則》的規定，新設工廠自製率不得低於同類工廠以達到的自製率，這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大過裕隆，你就別想搞汽車生產，而在法律層層保護規定之餘，還覺得不夠，硬是把裕隆汽車的「自製率」，把他衛星工廠的一起算進去，湊到百分之六十，讓別人想跨過這個門檻也不可能。這種將近三十年的長期壟斷利益的保護，正說明著，為什麼大財團用不著和中小企業一樣辛辛苦苦的做外銷，就可以大筆大筆的從國內市場裡，把別人由外銷所得的利潤，賺進自己的荷包裡。

以上是從大財團對國內市場的壟斷來看台灣大資本鯨吞蠶食經濟發展成果，可是這還不是這些大資本最厲害的地方，他們最大的本事還是在金融資本上發揮驚人的力量，以及建立從地方到中央官商一體的共犯結構的本事，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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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台灣私人資本的崛起
【貳】金融「制高點」的爭奪戰

台灣的金融以及證券市場，向來都有極其嚴重的「炒作」心態在其中作祟，這裡面和大財團的金融炒作，有相當密切的關連。事實上，台灣的大財團從一開始就是透過股票來達到資本集中目的，一九五三年，政府一方面進行「土地改革」，一方面把台泥、台紙、工礦、農林四家公司的股票，作為償還地主土地價款的方式，移轉給民間公司經營。問題是地主拿到了這些股票之後，並不能實際的成為公司的經營者，而這些股票，在由他們接手之後，股價一直低空盤旋在面額的20%~30%，同時，幾乎毫無股利可言，於是這些地主便被迫將這些股票脫手換現。這種狀況，直接獲利的就是新興起的台灣本土的資本家（大地主），他們用極低的低價取得公司所有權。成為最早展開大規模資本累積的本土大資本。

銀行的本業，就是在經營存款、放款的業務，透過存放款的利率差距來賺取差價。但是因為銀行同時也是資本集中的機構，一但利用這些資本，實際上涉入產業的經營，就會對於產業發生重大的影響。甚至進而對於產業資本發生支配的作用。台灣五○到八○年代，實施嚴格的金融管制，幾乎所有的行庫都掌握在國家的手裡，透過對於大資本「金脈」的掌握，使得這些財團不得不依附於國家，但是，隨著「出口導向」的持續發展，六○年代到七○年代，台灣漸漸成為美、日資本的「加工基地」，外匯持續增加。這個時候，大財團眼見機不可失，紛紛開始或者藉著官方的「特許」，或者在法律的規範下面找漏洞，透過各種方式，吸收這些資金。例如，國泰、新光、義新集團擁有人壽保險公司，台泥擁有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其他沒有得到特許的各集團也紛紛設立「租賃公司」、「投資公司」，展開大規模的「吸金」。到了七○年代以後，這些大財團發現用這種「錢滾錢」的方式賺錢，要遠比用實實在在投入製造業生產的方式要來得容易多了，於是，他們便漸漸從產業資本 轉向金融資本與商業資本累積。

從產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對於這些大資本來說，有幾個重要的意義，一個是他們藉著這些法外的「銀行」，得到了自己能夠掌握的籌措資金的來源，逐漸降低對官營銀行的依賴，另一方面，透過放款的業務可以介入並掌握其他事業體的經營。他們到處設立投資公司、建設公司，大作土地、股票的投機炒作，而這種炒作風氣的 盛行，終於在八○年代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六○、七○年代，大資本由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變，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在他們逐漸取得金融產業的「制高點」後，也漸漸地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政治實力，從而使他們在與政府之間的「侍從」關係，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同時，各地的信合社、農漁會也依循著同樣的模式，透過吸金、放款、炒作土地資本，一一從經濟上展開了巨大的累積，然後透過地方首長以及民意代表的選舉，再取得政治上的地位，這就是台灣「地方派系」的興起。大資本與地方派系在取得的政治經濟實力之後，反過來和中央政府進行利益交換，一方面協助國民黨政權繼續鞏固其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迫使政權必須在法律之內與法律之外，扶助他們繼續壯大。這也就構成了今天人人聞之色變的「黑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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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台灣私人資本的崛起
【參】中小企業的「螞蟻雄兵」

大資本對於六○、七○年代「出口導向」的發展貢獻是微乎其微的，這其中唯一例外的例子，是台塑集團，七○年代，除了台塑之外，八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都是在搞內銷，他們內銷的比例都在50%以上，最高的像台泥，96%都在做內銷。這些在國內市場壟斷的私人大資本，又不像公營事業，是提供「出口導向」彈藥補給， 各級產業上游部門與運輸交通事業，如電力、石化業、鐵公路、航空、電信……等又一一掌握在公營事業的手中，這些公營事業雖不實際參與出口，但提供了出口導向的重要基礎，私人大資本無論在「出口導向」的產業上游，或實際進行出口的產業下游，扮演的角色都並不吃重。真正在國際市場上衝鋒陷陣的，就算是台灣在世界上極具特色的龐大中小企業。

根據「出口導向」經濟完全成熟時期的一九八三年的統計，中小企業外銷額為一五九億美元，佔台灣出口貿易總額（二五一億美元）的63%，這還不包括通過貿易商的間接外銷額，如果一起算進去，台灣有 80%的出口貿易，都是由這群「打死不退」、「前仆後繼」的產業部隊幹出來的。

但是，「中小企業」在台灣，卻是一個非常模糊，難以定性的一個名詞，譬如說行銷網路遍佈全台的「義美」食品，有人說它是中小企業的「龍頭」；而一個把老婆小孩、親戚厝邊招一招，一起來搞家庭代工的小工廠，也可以算是中小企業。在統計上，僱用勞工數目一直佔台灣全體勞工數70%到80%的中小企業，和台灣的勞工階級產生最緊密的脣齒關係；而中小企業主與勞工身分相互的轉化與流動，也一直對於彼此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在談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的時候，就不能不仔細的看待中小企業，這一個重要的族群。

因應著「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小企業在六○至七○年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了起來。根據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小企業大約從兩萬八千家，增加到七萬家，十年間增加了兩倍半。勞工數從五十九萬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一萬人，增加三倍多。總體的產值，則從四百六十二億元台幣，增長到四千六百三十億台幣，足足成長十倍有餘。面向外銷的中小企業，透過層層分包的協力網路，承接來自美國和日本的訂單，一方面他是台灣產業的前鋒部隊，另一方面，他們也是美國與日本資本進行國際競爭的血汗工廠，他們沒有資本、沒有技術、沒有自己的銷售管道，也沒有自己的品牌商標，他們唯一擁有的資產，只有任勞任怨的台灣勞工。

「出口導向」的發展，是有著一定的階段性的，在六○年代的前半期，它主要跟隨著五○年代「進口替代」的腳步，把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像食品加工這一類的輕工業， 給導向出口去發展，一來是因為這些工業在台灣算是有一些基礎，也符合六○年代初，半農半工，還沒有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特性，另一方面，在經過五○年代「進口替代」的發展之後，這些過去主要是在提供「內需」的工業產品，已經在市場的佔有上，漸漸地「飽和」，急需要開拓新的市場。而到了六○年代的晚期，政府開始在策略上發展重化工業，積極地在石化業的中、上游開始佈局，並積極扶持中游的民間資本。

這個趨勢，我們從公營事業的消長，就可以看得出來，在前面我們就已經提過，公營事業因為扮演了一切產業上游的角色，它怎麼變化，也就足以說明當時台灣產業的變化，五○年代在出口導向剛開始發展的時候，以農產品加工為主，公營事業發展的重心是在電力和肥料業；到了六○年代，對電力的重視，當然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重心的公營事業已經漸漸地移轉到中油，以及在一九六九年設立的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公司（中石化）和中台化工公司上，而像台糖、台肥，這些公營事業的擴充，就遠遠的不如石化業的擴充來得迅速，甚至於，這些公營事業，後來也必須以「多角化」的經營，來符合重化工業的需求，或者最起碼，在本業獲利不佳的時候，維持自己的生存，例如，台糖就在做糖之外，還生產紙漿、塑合板的加工製造；台肥提供工業用尿素、電石、矽鐵、石膏這些原料給工業生產之用。

產業的經營，首先要面對的課題，就是資金的籌措，正如我們在前面談過的，台灣的金融機構在九○年代之前，掌握在官方的手中，保守的官營銀行，放款的對象集中在公、民營大企業，在1972~77年間，本國全體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大概佔他們放款總額的20~24%之間，這樣的放款比例和中小企業佔全國產值的35%左右的比例，顯然是不相稱的，向公營的銀行借款困難，使得中小企業必須在其他的管道上設法籌措資金。

而「其他的管道」則千奇百怪，如各地的信合社、農漁會，基本上就是由中小企業主組成，可以對中小企業提供資金的援助。除此之外，民間各式各樣的互助會、信用貸款、質押借款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被稱之為「地下金融」的民間借款管道，共同的特色，就是利息比銀行的放貸要高出許多，在向制式銀行借貸困難的情形下，利息高總比借不到好，於是原本資金不足的中小企業主，就必須要負擔較大資本更為沉重的融資負擔。當然，如果我們從金融資本涉入並掌握產業資本的角度來看中小企業借貸的問題，便可以了解，一個人脈關係不夠廣闊的中小企業主，他所面對的，將是他所籌措資金的來源，無論是地方派系，或是黑道一定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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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台灣私人資本的崛起
【肆】中小企業與分工網路的建立

除此之外，中小企業在經營上，相對於大資本來說，所享受的租稅待遇與獎勵優惠，也顯得非常貧乏，根據統計，大企業享受租稅減免的比率大概是中小企業的5~10倍左右。如果我們從六○、七○年代影響深遠的「獎勵投資條例」與「加工出口區」來看，在「獎勵投資條例」裡，除少數條文之外，都青一色地只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大多數是獨資或合夥型態的中小企業來說，根本沒有適用的餘地。至於「加工出口區」在早期完全以外資與合資企業為主，到了後來，本土廠商的比例增加，但也大多是200~300人以上的大企業的天下。而在租稅負擔方面，以獨資或合夥型態經營為主的中小企業，盈餘除了課營利事業所得稅外，還得 再課個人綜合所得稅，重複課稅的情況使許許多多中小企業主頗有「一條牛剝兩層皮」的感覺。至於大企業最厲害的「吸金大法」— —股票上市上櫃，當然是中小企 業想都不敢想的；公共工程的承包有極高的門檻限制、各項對企業的功能性獎勵也都一一設有極高的門檻……凡此 種種，我們可以說，沒有錯，「出口導向」經濟是六○、七○年代台灣產業政策的主軸，而中小企業如果和佔盡社會一切資源的大財團相比，簡直是用自己的背脊硬生生地扛下了這個發展的重任！

縱使有種種的不利因素，中小企業仍然在夾縫中找尋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島內，建立了的「分工網路」，透過綿綿密密的層層轉包，構成了一個個龐大而富有彈性 加工生產系統，在「出口導向」的目標下，特點是同樣都以協力完成國外的訂單為共同的目標。在島外，在六○年代美國資本面對本國勞動力、環境成本上升，日本資本興起，也積極尋找海外加工市場的時候，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這個網路，於是成為美日資本生產體系的延伸，而台灣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成為支撐美日大資本繼續維持榮景、面向全球市場競爭的墊腳石。

「分工網路」的建立，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在各個時期、各個地區都曾經發生過，因為它的基本原理是將一個生產流程裡需要低技術、高勞動力的製程抽出，發包出去，以節省成本，所以一個地方有沒有能夠承接這種低工資、高勞力的勞工，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就曾經有過大規模工序「轉包」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當時歐洲「圈地運動」釋出了大量農村的勞動力，承包廠商的勞工薪資較發包廠商勞工的薪資低，勞動條件也差，這是「轉包制」之所以 能出現的必要條件。而台灣在承包了美日資本的工序之後，在島內再形成更為複雜的轉包系統，這也就形成了一層接著一層地壓縮勞動條件的過程。就如我們前 頭所說的，中小企業扛下「出口導向」承擔者的重擔，它所受到的剝削是多層的，這其中有台灣形同吸血的「寄生蟲」的大資本、有國家在賦稅方面的剝削，有政商 一體的地下金融體系的剝削，還有來自美日資本的剝削。

總的來說，中小企業分包網路的建立，在外有美日資本積極尋找新的生產基地與廉價的替代性勞動力誘因，在內又有台灣自土地改革以來釋出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因素； 對於美日資本來說，台灣的勞工對於美日的勞工具有「替代性」；對於台灣的勞工來說，不斷從農村中被釋出的新勞工，又具有「替代性」，在一個擁有大量「替代性」勞工的社會，對於投入生產的資本來說，是一個很有利的因素，因為隨時都有新的人力資源可以補充，由於後面始終都有一大群人在排隊等著要工作，所以一方 面可以對於原本生產線上勞工的工作條件予以壓縮，六○、七○年代，中小企業就是在這種源源不絕新勞動力的供應，與對於勞動者不斷壓縮的條件底下，終 於能夠在美日資本、國家、本土大資本、各種各樣地下金融資本……的層層夾縫裡，討到一口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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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台灣的勞動階級
【壹】從農村到工廠的勞動者

我們已經看見中小企業主是如何地在各種各 樣惡劣條件下討生活，還可以「用自己的背脊」硬撐起台灣經濟發展的重任，其根本的因素是，在中小企業主的背脊下面，還有最後將一切重擔完全扛下來的台灣工 人。

我們曾經提到，中小企業所僱用的勞工數量，始終都佔全體勞工數的七成以上。如果把五百人以上大企業的僱用人數扣掉，以一九七六年為例，一百三十多萬的勞工， 卻有七萬多家的「中小企業」；這其中十人以下的「企業」，竟然有四萬多家，這四萬多家「中小企業」，平均僱用人數只有四個人、他們也創造出了一年五百四十 四億台幣的產值，這是為什麼我們會稱「中小企業」是「螞蟻雄兵」的原因了。

接下來，我們從農村勞動力流出的角度，來看看農人、工人與「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

一九五○年代台灣的農地改革，帶來土地進一步零細化的結果，沒有錯，就整體來說，農業的產值增加了，但是在政府實施賦稅實徵、隨賦徵購以及肥料換榖等等政策 之下，卻將這些大量的農業生產成果剝削進入政府部門，使得農民的收入連日常的生活都無法維持。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年之間台灣農家借款的戶數比例，我可 以看得出來，農村中為了維持生活，借款的比例越來越高。而在借款的平均金額數字，在一九五二年十大約是一千三百元、一九六○年增加為四千九百二十四元、一 九六七年為兩萬一千六百三十八元，到了一九七○年的時候，平均一個農家借款的數目竟已經高達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四元。這個金額，如果一九七○年農家每一家的 所得五萬兩千五百五十元一做比較，就可以發現，一個農家借款的金額竟然已經達到他們收入的六成以上，農村家庭入不敷出的嚴重，可見一斑。

六○、七○年代將近九成的農戶都處在這種嚴重「入不敷出」的困境裡，收入不能維持日常生活，負債只會一天天的增加，在嚴重的生活壓迫底下，逼迫農村裡的青 壯年人口不得不離開農村，出外找尋出路、償還沈重的貸款。這部分是在農村裡向外「推」的力量；而在這個時候，外面如果沒有適當的謀生機會，就將迫得這些走 投無論的農民走上絕路，而這個時候的台灣，並沒有足夠的工業基礎，公營企業和少數的大資本產業，也提供不出這麼多的工作機會。這個時候，「中小企業」的出 現、成長，就適時的接收了從農村裡被趕出來的這些勞動人口。

在一開始的時候，農民還沒有能夠完全地離開農村，工業的生產必須配合農村人口外移的趨勢，這個時候，大量的小型工廠，就在靠近農村的鄉間、田邊開始出現，這些工廠設備非常的簡陋、生產技術也不高，因此相對需要投入的資金不高，加上農村土地的取得也容易，所以，最早從事工業生產的形式，就一一的出現了。台灣由於幅員狹小，而從日據時期開始，又建立起了相當方便的交通網絡，這種因素非常有利於農民利用通勤的方式上班工作，設在鄉間簡陋的工廠，就成為吸收農村勞動 力的第一批先頭部隊。

從六○到七○年代，因為產業的型態一直在轉變，早期的時候，以手工業以及農產品工為主，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因此，相當多的食品加工、包裝業的雇工，都是以季 節性的臨時工為主，例如糖業的生產，除掉日常機械設備保養、農場管理、一般的販賣業務之外，這糖的生產有明顯的淡季旺季之別，到了製糖期的時候，需要大量 的雇工投入收穫和搬運的工作。隨著台灣工業漸漸的起步，工作的內容不再限於農產品的加工，季節性工作就隨之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通勤的工作，這個時候勞動者 也並沒有完全離開農村以及農村的工作。

一 九六三年的時候，農村中的通勤工作者，男性有23.5％，女性有35％，男性以公教人員與工廠工作為主，女性則大部分是到工廠作女工或從事手工藝等副業，工作地點大多在家中步行30分鐘的距離之內；男性收入大約是女性的兩倍。在這個時候，只有15.5％的男性與23.9％的女性，接受了長期固定的受雇工作，男性同樣是以公教人員和工廠工作為主，女性則是下女或工廠女工，在固定受雇的情況，女性的待遇比通勤工作要好一點，收入大約是男性的七成。在開始出外 謀生的年齡上，男女也有明顯的差異，其中男性約到20歲才開始出外工作，女性則在15歲就要開始負擔家計。這些統計，說明著在貧困的六○年代初，台灣農村的大致狀況。一方面，種田還是家庭的主業，但是因為種田沒辦法把人給養活，所以必需就近找其他的工作機會，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家庭裡的女性，則是更早被 送出來，投入生產行列的一群，女性的勞動者的工資和男性相比，更為低廉，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比男性更早被送進生產線上，在日後一天比一天多的「血汗工廠」 裡，付出自己的勞力。而也就由於女性的勞動力相對的廉價、進入職場的比例高，所以也產生了另外一種「替代性」的作用。在這個時候，雇主也因為有這樣的一群 低勞動條件的勞動者存在，可以壓低男性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女性與男性「同工不同酬」的結果是，無論男性工人，或女性工人，都同樣地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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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台灣的勞動階級
【貳】美日資本的血汗工廠

接著，一場捲動著台灣底層的變化，從都市到鄉村，在台灣每一個角落展開了，苦於本國勞動力不斷上升，造成他們擴大產能、壟斷全球市場莫大阻礙的美日資本發現 了台灣這塊「樂土」，於是，紛紛將勞力密集的工序開始分離出來，展開了對台灣的移動。小工廠在城市、在田野鄉間一間間出現了。一九五九年「外國人投資條例」通過、一九六○年「獎勵投資條例」通過、一九六六年楠梓加工出口區成立、外資在台灣設立了大規模的加工裝配生產線、公營事業全線開動，為美日資本的全 球戰略提供了基礎的建設。中小企業的分包網絡也開始接受著應接不暇的訂單。到工廠工作的農村人口比例越來越高、離開家鄉、離開農業生活的勞工比例業越來越大。在這段關鍵的時間裡，通勤工作者由1963年的26％大幅上升到1968年的48％，季節性勞工則從57％下降到26％，長期雇員則由17％增加 26。

在國際上，台灣廉價的勞動力，相對於美國、日本的勞工，原本就是具有「替代性」的；在國內，又存在著為數眾多貧困的農民層、大量投入工業生產的女性勞動者、外包生產、打零工的勞動者……這些相對收入以及勞動條件低的「產業後備軍」的存在，使得台灣工人的勞動條件 得以不斷壓低，由於社會中存在著那麼廣大的低薪、低勞動條件的工人，這也使得在大資本、外資、公營事業等產業的雇主，可以繼續的壓縮工人的勞動條件。我們常常說六○、七○年代是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的時 期，但是也就在這個時期，在美日資本對於台灣中小企業、大資本向對於中小企業的多層壓迫關係裡，經濟成長的成果卻一一被放進了大資本家的口袋裡。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時期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

一九六二年的時候，國際間勞工工資的比較，如果用月薪計算，菲律賓是台灣的1.25倍、日本是2.81倍、義大利是3.53倍、西德是5.33倍、美國則是14.33倍。但是這不足以說明勞工生活的狀況，在薪資所得低、生活難過的情況下，原本就想盡辦法，把自己操到底的工人，當然要想辦法，盡量在自己的能 力範圍內，接受更長的勞動時間、從事更重的工作。所以台灣的勞工工作時間超長，向來是一個重要的特色。所以上面的數據，如果把「月薪」，換成時薪，那麼台 灣工人與國際的差距將會更大；如果用時薪算，日本工人成為台灣工人的3.72倍、義大利是3.53倍、西德是7.36倍，而美國則高達21.72倍。世界 勞工組織（ILO）早在一九三五年的四十七號公約，就提出了「每週四十工時」的主張，在一九六三年的時候，再度發表一一六號建議案，強調每週四十工時是 「近代社會所希 望的趨向」，但是同時間，台灣勞動者的每週工時，還在五十五小時以上。

除此之外，在六○、七○年代，由於勞動力的來源屬於從農村裡流出的「新」勞動者，所以，平均年齡都很輕，一九七三年的時候，製造業有56%的勞工是在十五 到二十歲之間，只有三分之一超過三十歲。而根據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三年的統計，在新增的一百七十二萬勞動力中，女性勞動者佔61%，這些數據，處處都說明 著，以中小企業為產業組成主要成份的台灣「出口導向」經濟，由於屬於「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對於技術的要求低、勞工的可替換性高，工廠所僱用的勞動者集中在對於薪資要求不高、在家庭收入的結構裡屬於「貼補家用」型態的年輕以及女性的勞工，在這種情形下，產業對於勞工以「終身僱用」為基本邏輯的薪資之外種 種相關給付，如退休金、勞工保險、失業保護……等等樣樣都是「能省則省」。而更大的問題，是中小企業成本 低、風險大，又時時隨著經濟的發展、配合美日產業 腳步的調整而改變，小工廠不斷的倒閉，又不斷的出現，這種「前仆後繼」的結果，是受雇的勞動者根本毫無「就業安全」可言，「失業」的威脅時時困擾著台灣的 勞工，這種「失業」的狀況，是並不能用表面上的「失業率」數據來理解的，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工作機會到處都是，失業者很快就可以在找到工作，問題是這個新 的工作，和他前面的工作一樣，是非常沒有保障的，我們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五年間，資遣和不當解雇在勞資爭議中的比例都超過50%，就可以看得出來。台灣的 產業結構、老闆的經營方式是多變而極富彈性的，但是受雇勞動者的生活如果也「多變而富彈性」，就成為莫大的壓力。

不過，隨著農村人口的持續流出，「做工」漸漸取代了「做農」，成為主要的生活方式，「季節性臨時工」的比例由一九六三年的56.8%，到一九六八年的 26.1%，再到一九七三年，已經只剩16.5%；「通勤者」在一九六三年的25%、經過一九六八年的47.5%的高峰，到了一九七五年下降為 37.3%，而「長期僱用者」則從17.3%、26.0%，在一九七五達到46.2%，脫離土地和農業的生產，台灣在現代勞雇關係意義下的「勞工階級」已 經漸漸地形成為社會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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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部分】、台灣的勞動階級
【參】黑手 變頭家？台灣勞動者的一些特色

在普遍低收入、高強度的勞動條件下面，在大多數以中小企業生產型態經營的事業單位裡，勞動者缺乏藉著升遷等管道取得更多的收入以及社會地位，再加上中小企業的進入條件低，隨隨便便找個地方，就可以開始搞個小工廠，變成中小企業主。在「出口導向」逐漸確立的七○年代，許許多多在工廠裡工作了一段時間、習得了創業基本技術的工人，便會開始打算自行創業，而由於中小企業本身資本不多，想要從本業的經營上達到累積和擴充也不容易，讓員工出去創業、成為生意的夥伴、並 由此再擴大「分工網路」的規模，也成為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式。在這樣的條件下，七○年代之後，特別是許多在中小企業中工作的勞動者，便懷抱著「黑手變頭家」的夢想。就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一九七六年，平均僱用人數四個人的這四萬多家中小企業，便在這樣的狀況下出現了。七○年代，勞工和中小企業主之 間身份的流動，對於勞動者的意識與新興起的「勞動階級」，產生著莫大的影響。

這些「黑手頭家」其實過得不見得比純粹的「黑手」更好。譬如，在一個簡簡單單的「家庭工廠」裡，生產是把全家大小，包括家庭婦女、未成年人這些「無償勞動者」一起拉進來從事生產，「黑手頭家」無日無夜的進行生產，工作比純粹當「黑手」的時候時間還要長、勞動強度也更大，或許，收入是增加了，但是卻是用把自 己連同一家大小一起榨乾的方式在工作著，從被別人剝削，變成自我剝削，「黑手頭家」到底是「黑手」呢？還是「頭家」呢？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勞動階級的團結 在全世界各國或多若干經濟、政治上的成果，透過工會運動的發展，或多或少調整了原本在經濟地位上嚴重弱勢的地位。但是「勞工組織」組成，拿到七○年代原本 僱用人數就不多的台灣中小企業裡，根本就是難上加難的事情，這個時候，中小企業體內的工人，其實和一般我們認識到的勞雇關係底下的工人，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他們其實是在整個分工體系的「網」裡面生存著的，而這整個分工體系合起來，構成了美日資本的一個大工廠，大的中小企業主、貿易商，充其量只是美日資本的管理者。

「黑手變頭家」的心態，深深地影響了台灣工人，在經歷五○年代白色恐怖，以及國民黨威權統治、以及刻意對工會組織進行破壞與滲透掌握之下，工人們相互的團結、用組織的力量爭取權益的意識原本就不高，而在這個不斷流動的「工人」、「小老闆」、「自謀營生者」的諸多身分之間，難以形成一個「工人」的自我認同。 台灣的工人運動和德國、英國這些老牌工人階級力量強大的國家，或者拉丁美洲，甚至我們的鄰國菲律賓，這些擁有反抗帝國主義的傳統的國家相比，差距都非常非 常地遙遠，這使得台灣的工人在政治上沒有力量，相對的在經濟上也沒有和資本家抗衡的實力。這些事實，我們從六○、七○年代這些第一批大量從農村裡分解出來 的工人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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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台灣的勞動階級
【肆】台灣奇蹟的真相

當我們回顧一九六○、七○年代，這二十年的歷史，「出口導向」的發展，其實也決定著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從經濟關係上來看，「美日加工基地」的建設，實際 上也是一個由美日大資本在最上層、然後依序是國家壟斷資本、私人大資本、中小企業的金字塔，在這個金字塔的最下層，就是台灣的工人和農人們，下層的人必須 承受來自上層的所有的重量，而越上層的人，享受到越多的由工人與農人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成果。

表面上創造傲人「經濟奇蹟」的分工網路，其實是一面脆弱而充滿剝削關係的網，在這個網路裡，處處存在著任由資本當作籌碼的「替代性」勞動者，台灣工人對美國 工人存在著「替代性」；女工對男工存在著「替代性」；年輕工人對資深工人存在者「替代性」；農村裡經過政策榨取之後，被驅趕出來的新勞動力，對現有的工人存在著「替代性」，不穩定的就業狀況製造出來的「失業者」，又對於還在生產線上的工人存在著「替代性」。一個充滿著各式各樣「替代勞動」產業後備軍的社 會，也就是資本的天堂、勞工的地獄。在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我們再回頭看看「出口導向」的六○、七○年代，現在應該準確地稱呼這些台灣經濟蹣跚起步的日子 是「血汗輸出」的歲月，在資本的「籌碼」逐漸減少之後，也即將面臨一天天停滯與發展減緩的命運，七○年代的後半葉，當農村勞動力已經漸漸消耗殆盡，差不多 的青壯年人口已經盡數轉入工業部門之後，「台灣奇蹟」的真相，也就漸漸地「水落石出」了。七○年代末，因為壓低勞動條件「替代性」勞動的籌碼減少，使得資 本開始意識到「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他們必須藉著新的「替代勞動力」的開發，來繼續維持剝削的能力。終於，到了八○、九○年代，外移風潮和外勞引進，成為 台灣勞動者揮之不去的夢靨。

毫無疑問的，「台灣奇蹟」是建立在對於勞工的剝削上，美日資本和做美日資本買辦的台灣資本，他們大量的獲利以及快速的擴展，並不是從什麼企業經營的精神、 勤奮節儉的打拼裡得來的，他們所得的每一吋每一分，都是從儘可能地加深分工網路裡的剝削關係，從工人的身上榨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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