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鶯報導、無架構暴政與世代差異

小紀和宗興花了三天不眠不休完成的這一段作品，無論如何，都得要力推一下：

三鶯部落迫遷報導側記

2月18號禮拜一，接到樂青馨文的電話，說警察去三鶯部落拆房子了，黑手辦公室剛剛搬家（樂青一直以黑手的辦公室作聯繫的中心；黑手搬家，是苦勞特約一豪幫忙搬的，搬家工人自食其力的群力搬家，請電0933016383）所以要到工作站借辦公室，一下子，樂青十幾個人擠了進來、另外十幾個人去了三鶯支援，我趕忙連絡宗興，負責彙整訊息，當天完成了這篇報導：

周縣長開鍘，縣府怪手強拆三鶯部落 阿美族人：我們只要就地居住！

當天的訊息，是縣政府要求居民簽署切結書，2/28號之前自行搬遷，有人簽了、有人沒有簽；縣府先把已經搬去隆恩埔國宅（「隆恩」這兩個字，我怎麼聽都覺得好刺耳，讓我想起「謝主隆恩」）。最後，加上董福興的照片，還有宜霖的補充報導：「政府安置何在？三鶯部落捍衛家園！」之後，算是完成了18號這個階段的訊息，晚上，樂青也透過自己的管道，以這些訊息為基礎，寄出三鶯面臨拆遷的消息。

18號傍晚，阿肥和馨文等人，在工作站討論，一片愁雲慘霧，對三鶯的支援啟動較慢、部落裡也缺乏組織，面對縣府的強勢動作，沒有能力對抗，就連要動員，連怎麼讓大家知道該怎麼過去都有困難（雖然在報導裡，宗興已經用Google地圖仔細標示了出來、也附上了捷運及公車的路線圖），從樂生的例子，都市邊緣的現場動線，得經過多年「樓頂召樓腳」，一步一步踩出來的。

本來在想，那應該是28號了，但21號下午，一進工作站，就看到馨文和詠光一臉愁容地狂Call手機，果然，縣府官員帶著100多個警察、怪手又開進了三鶯部落；前一天，一豪才剛剛去過部落，補了一篇報導：

拆了，我還是要回來

希望補充三鶯到目前為止還缺少的故事和脈絡，但沒想到，這一天的訪談，卻留下了一組這樣讓人遺憾的對照影像：

昨天還在家門口合影的巴奈和阿伯。

今天家園已經成為一堆瓦礫。

21號，又緊急call了一豪和宗興過去三鶯部落，在拆除的過程中，宗興留在封鎖線內，一豪則在跟巴奈做過訪談之後，一起被警察趕到封鎖線外，樂青、溪洲等共同行動的團體，有時十幾個人到了，此外，斷境音像工作室的小紀也帶著攝影機到了現場；怪手勢難阻擋，剩下的問題是，房子被拆的居民們，都沒有取得到隆恩埔居住的資格，沒有房子、水電，如何度過這個寒冷的夜晚？

這時，中佩也開始跟在三鶯的宜霖等人連絡上，陸續開始補充部落需要的支援，透過苦勞網發出去：

【緊急】三鶯部落被拆除，部落居民居住無著，亟需帳棚、睡袋

到了晚上，為著日前「台灣青年逆轉本部」報導而苦惱的早洩兄，在跟中祥、凱同、小倩等人討論完該如何處理回應的問題之後，準備寫完回應文章，要跟朵兒一起出發去三鶯部落，順便把中佩連繫中華電信工會可以提供的物資載過去的時候，宗興和帶著設備的小紀進來了。

誰的生命力

晚上約近十二點的時候，一豪也到了工作站來，我和他還有小紀、宗興做了一些簡短的討論，接下來兩個晚上，就是小紀和宗興「不眠不休」的工作，於是，我們才看到了這一段片子。

今天，公權力鏟平了三鶯橋下的部落，
明天底層原住民的生命力，
依然會在另一條河邊展開。

一豪談到了「台灣的生命力」這件事情，我馬上想到，像是天下、商週這樣的刊物，也常常會使用「生命力」這個名詞，在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裡，他跟弱勢者的處境，總是連結起來的，但主流觀點，對此，卻總是以「底層的人不斷掙扎，終於獲得成就」，或者以一種都市中產階級的眼光，對「貧窮、弱勢」投以消費式的同情。

不同於這種中產式自戀的生命力，三鶯部落的阿美族原住民房子被拆了、再蓋，在一切條件不允許的狀況下，仍然在困頓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方法，這種不待救贖的生存鬥爭、與在弱勢情境下持續生活的「生命力」，與都市中產階級的蒼白感情，是截然不同的。

宗興也談到了台北縣市政府的「親水」休閒空間以及腳踏車道（為什麼不是腳踏車去都市中心爭空間、要去拆弱勢者的房子呢？），還有代表現代都市交通建設的捷運工程，這種與國家／財團利益及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空間裡，對於一個都市本來就有的不同移住者的多元生存面貌，在不斷地進行「排除」，這種表面的光鮮亮麗，背後卻承載著無數都市開拓者的血汗。

好，那麼假如，捷運、親水空間和腳踏車道都是我們要的，那麼，它和都市邊緣的弱勢者自力爭來的居住空間，要如何並存？我相信，那不會是哪個偉大規劃師的完美方案，而是一場場無休止的鬥爭。

運動／媒體／組織的形式

然後，我想談談運動／媒體／組織的形式。

在昨天火盟的「五年級政治社會實踐經驗」論壇裡，氣氛上，好像希望六、七年級多跟五年級的朋友對話，而我這個五年七班的，也就不大敢發言了。我在去年的這篇：

樂生世代的運動與媒體

裡，起了一個話題，也引發一些爭論，之後，首先在部落格回應這篇文章的Ray，又寫了一篇「語焉不詳的好處——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的下X步？」（據他說，要幫我完成「想寫卻沒寫仔細或沒時間寫的事」，這的確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不過我都還沒有回應他。）同樣的，去年我寫的連續三篇「社會運動．政治．世代差異」還沒有寫到「世代差異」就停了下來；另一篇跟這有重大關聯的是信行翻譯、Jo Freeman寫的「無架構的暴政」。

很有意思，前面，我所提到這一個禮拜以來，關於三鶯部落的報導，有著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過程；以上我在「三鶯報導」所提到的人和事，在傳統組織的意義下，是很難這樣發生關係的。

作為「樂生」的支援者，樂青或者阿肥沒有必要為三鶯做這樣高難度的動員；作為「報導者」角色的苦勞網，或者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小紀，似乎一直在超出一個媒體工作的界線；拉到苦勞網內部來看，這樣放下手邊的工作，也不大是傳統組織對「義工」，可以期待的狀況。至於整個的決策或討論過程，如果就傳統對組織的期待來看，那更是混亂，在這一個禮拜、任何兩個以上的人湊在一起，就在討論、也在決定，任何的訊息，都可以恣意的流竄出去，不斷地在對外說明發生了什麼事情。

每一個人都沒有「在場」的充份理由，但是他們都「在場」，如果同樣的事情再發生一次，則每一個人都有「不在場」的可能，而少了任何一個點，整個事情都會變得不一樣，一切的資源，都可以說是「意外」的到了位，就拿小紀跟宗興剪出來的那段報導來說好了，它又是誰做的呢？當然，是小紀跟宗興「不眠不休」地完成了它，但如果沒有樂青、沒有苦勞網、沒有宜霖、沒有董福興、沒有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這個報導會是什麼樣子呢？

最後，報導冠上「都市原住民影像協力小組」，那是誰？它之前做了什麼、之後還會做什麼？

這是「無架構」。

對應Jo Freeman對「無架構」的批判，Scott Lash（@資訊的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更提出了在這個資訊充斥的時代的組織狀況：

治理的方式是立基於於象徵性的暴力，而非象徵性的權力。象徵暴力不同於象徵權力，因為前者具有非正當性 （illegitimacy），以及外在於機構與組織的本質，以及外在於機構與組織的本質。生產關係越來越少在組織內部發生，甚至在民族國家內部也是如此。生產關係越來越在組織之間發生，正如學院的學術工作者，透過電子、透過天空，與紐約、柏林同僚的連結，比同系所的同仁的連繫還要緊密；這也如同公司內部的工作，越來越不會涉及及下屬的生活線活動與協調。

組織的變化

Lash所碰到的「組織」，是從「民族國家」到「私人企業」，再到「NGO組織」都適用的；「生產關係越來越在組織之間發生」，而非在「組織內部」進行；這種情況與組織內每一個個體高度的「資訊化」有密切的相關；如果回顧社運或學運團體的例子看，在過去，社團一直有一個永恆的困境，那就是「資訊落差」，如何讓團體的領導者、幹部的訊息能夠有效的傳達到每一個成員手上，以及這些資訊該如何進行控管，一直是每一個組織的核心問題。

傳統組織的科層，一定意義，是建立在這個資訊的落差上面，而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團體透過它自己組織的方法，過濾、修正了這些訊息，使得組織的成員逐漸的趨向同一；但是當資訊發達、而成員不需透過組織內部的管到得知那些訊息，同時在資訊流通與決策的過程，越來越取決在「外部（組織之間）」 的時候，組織的成員，開始產生高度的流動現象，這使得組織的內外關係發生了變化，在「無架構的暴政」裡，Freeman提到：

如果團體沒有正式溝通管道，則朋友群體則成為唯一的溝通網絡。因為這些人是朋友，因為這些人共享一些價值和傾向，因為她們有私交，而且在做決定時會諮詢彼此的意見，所以參與在網絡中的這些人在團體中的權力比沒在網絡中的人大。

「朋友群體」在組織內部，形成「派系」，資訊也僅在這些小圈圈的成員之間流動，造成組織內的菁英化與寡頭決策問題，但是，當非正式的訊息流動，是跨出組織的界線、以機遇性、事件性的方式存在，而且普遍地發生在組織的不同成員身上時候，組織的工作，不僅僅是在「小圈圈」裡面被決定，而且往往是在「組織外部」，或者某一個人跟外面的人說一說就決定了的。這種情況，在過去，會被認為是組織運作的大忌，但是在現在，它卻越來越常出現。

也就是說「無架構的暴力」，在訊息交換是如此頻繁而且普及的時候，是時時出現的，「暴力」的中心隨時產生，但也可能隨時瓦解；特別是在樂青或苦勞這種沒有明確科層架構，而其參與的成員，又如此頻繁地與組織外成員進行資訊交換的團體。

當團體的每一成員都有機會成為某一程序的訊息、討論，甚至決策的節點（node）的同時，組織的彈性化，以及不經意就會出現的意外成就，會經常地出現，而其缺點，則是沒有可期待性（「都市原住民影像協力小組」的下一篇作品是什麼？甚至還有沒有下一篇作品？這很難說），以及組織對各項事務，在輕重緩急的決策與執行上，會顯得進退失據（例如，苦勞一直該做卻做不好的行政工作；以及樂青一直應該盯好，卻盯不好的的立法進度）。

無架構的架構

這種狀況，我的理解是，並不是誰希望它「變成」這樣的，也就是它並不具有某一種好比說後現代啦，還是無政府啦的「意識形態」，也因此，我認為Freeman的「無架構的暴政」用在這種現象的分析上，並不切題；暴政，仍然難以避免地可能出現，但組織內、外，各節點的運作，也隨時有可能把這個暴政給銷解掉、或者再產生新的暴政。

Lash用學校的系所舉例子，這很有趣，研究機構的成員，大概是最常跟「系所」這一個組織之外產生高密度資訊流動的地方，而「系所」這一個組織也可能是最企圖去「架構化」，卻也最難「架構化」的地方（當然，它也最容易出現「無架構的暴政」），但是，系所並不會因為「無架構」而瓦解，因為系所擁有更大的「暴力」，那是來自體制內學校及研究機構的資源。

組織與系所不同，一方面，它沒有體制的資源，所以它可能因為「無架構」而瓦解；但他也沒有體制的包袱，可以接受成員的自由進出與貢獻智慧、可以維持活力。

在「樂生世代的運動與媒體」中，我討論到了「廣場幽靈」與這個「世代（豬小草建議改為「時代」）」的差異，這的確已經不是一個單一意識形態對抗的時代了，組織不再透過廣場上的「詮釋權爭奪」來形塑；它甚至很難找到成員之間參與的共同動因。

「詮釋權爭奪」是在組織之間求「異」（我們民學聯怎麼會跟你們可惡的台大一樣咧？），在組織之內求「同」的方法，（你你你這樣想還配待在民 學聯裡嗎？你去當台大的走狗好了。）但事實上，搜尋並吸納組織之中的「異」、看到並保留組織之間的「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組織的架構，如何整合架構外的動力，讓它成為正性的力量，發展成組織內以及組織際的「無架構的架構」。

ps.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高度「政治性」的，它有好幾個脈絡，我一直要回應Ray幫我「寫完」的那篇文章、要寫一寫上個禮拜天「台社」論壇後，阿肥打電話要我寫的功課、想回應信行的「無架構的暴政」，也想把昨天火盟論壇寫說的事情說出來、想要表達我對苦勞網組織改造的焦慮，當然，更要大推特推小紀和宗興的報導，也呼籲大家參與聲援都市原住民居住權的問題。

GVO的三鶯（by鄭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