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順募款，與媒體行動

這一陣子，在新豐車站前面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對於發生在距離這兒不遠的「寶順罷工」現場，來來往往，大概也看過很多次了，工廠林立的這一條路上，工會抗爭，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一次，到寶順的途中，和計乘車運匠卻起了一些小小的摩擦。

聽說我們的目的地是寶順，他順口就問，老闆有沒有欠錢、或者是違法呢？我們的回答是沒有，司機接著說，那這樣的話，抗爭就沒有道理了，除非老闆違法、欠薪水，不然就應該要「講道理」，不可以這樣子，運匠說。關廠欠薪、舉著個白布條，上頭寫著「資方違法、官方沒辦法」然後逼著勞工局、勞委會拿出手段來，逼資方把欠的錢吐出來，這幾乎已經要成為十幾年來工運的基本場景了、也幾乎要成為台灣人對「工運」的基本認識了。

罷工是談判的手段之一，如果你對你的薪水不滿意，要求加薪，而你的老闆不理你，那該怎麼辦？工人除了這個手段之外，還有別的辦法跟老闆起碼平等一點點的議約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場場以「年終獎金」爭議為導火線的工運風潮爆發，工人無力於平日薪水的抗爭，轉以一年做結算單位，要求起碼的資本利得重分配，那段時間，大概可以算是工運比較具有積極主動性的時間了，進入90年代中期，嘉隆、東菱、聯福、福昌、正大尼龍…一連串一直到今天都不會停歇下來的關廠抗爭，取代了「年終獎金」的軸線，工運成為失業者的自救行動，無形中，這也是一個社會教育的過程，工運的長相，就是這個樣子的。

於是新豐車站前的運匠也就這想了。

老實說，寶順也沒有完全脫離過「關廠抗爭」的陰影，老闆接手兩間工廠，一轉手就把南順的廠房、土地賣掉，拿寶順的土地、廠房去抵押，得款四億，算一算，跟他購入兩廠花的五億，相去不遠，如果買賣的獲利，超過了成本，他還會想要經營這間工廠嗎？工人的動作，不過是快了老闆一步；不過，這一不是很重要的，它讓「罷工」真的像「罷工」了。

於是，會有與「工賊」拉扯的場景、會有如何有效組織罷工封鎖線、壓迫生產真正停下來的討論；罷工現場是一個嚴厲的測試，即便工會有著不錯的組織傳統，會員人數不多，但士氣夠、向心力強，但是真正要到進入廠區行動的時候，因為擔心害怕，而裹足不前，大門口的布棚，不能產生有效的壓力的時候，該怎麼辦？這已經成為面臨「中秋決戰」的參與罷工成員的共同課題。

寶順罷工站在一個「進」和「退」的臨界點上，這個臨界點，不僅僅是心理的，更是歷史的、社會的，是台灣工運的共業。

既然是「共業」，我就從我們的這個「共同記憶」上去想，新豐車站前，運匠的質疑，反映著大家對「工人運動」、對「罷工」，該長成什麼樣子的想像，在論理的成份，經過組織教育的工會會員，可以接受「合法罷工」，但在真正要逼向法律邊緣的行動之前，卻仍有疑惑，這疑惑，是「該」與「不該」的界線。

於是，我在想的問題是，如何向歷史、向社會對話；想試試看。

當我們習慣於比誰弱勢，然後再決定我們支持的對象和強度的時候，「寶順罷工」小小地顛覆了「受害者邏輯」的這一個意向，那天，在寶順的布棚裡，和勞權會桃竹苗勞服中心偉凱聊到組織全面性「調薪抗爭」的話題，說到台灣的工人，要走上街頭對抗官方容易，但回到廠場，去面對資方去比登天還難，所以可能跟有工會的工人沒那麼直接關係的「基本工資」題目可以做，要他們回去要實質的調薪，卻不容易，在這一點上，寶順工會站在大家的前面，但可能還不夠前面。

苦勞網作為一個「社運媒體」，希望讓實習、特約記者親身體會、也希望這些年輕的臉孔，給那裡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刺激，看過這許多的社運，在不同的場合「拉進拉出」，與社會互動、相挺、成長，去了寶順罷工現場八次，經過一個多月的報導，我在想，還可以做什麼呢？工運能不能這麼做呢？有沒有辦法也來對社會作動員呢？於是，苦勞網成了這個樣子，算是又一次「媒體行動（media activism）」的嘗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