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媒體的環境與出路，還有「公共化」

這一篇是8月2號，我在大傳聯（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勞教前半段，談媒體的生態的內容。目前媒體面對外部的網際網路這個強勢通路的競爭，內部又是彼此自相殘殺的狀況下，毫不例外地，首先受害的還是受僱的勞工，而台灣的媒體工會，本來缺乏記者的參與，在大環境的壓力，和資方瓦解工會力量的雙重威脅下，目前大傳聯的主力已經漸漸集中在華視、中視、台視、民視、公視，等無線電視台，報紙的工會，在中時工會解散之後，只有聯合報、中華日報和國語日報。至於有線電視頻道，則是完全沒有工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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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號，公視增聘的董、監事產生，拒絕出席審查會的董監事審查委員金恆煒、劉進興提出了質疑；國民黨染指公視動作之粗暴，這一點有目共睹，兩人所質疑的洪秀柱等人，不能算「社會公正人士」也當然合理。不過金、劉只因為他們「不是立委」就覺得自己可以算「公正人士」這一點，到也蠻讓人覺得懷疑的。

這一次增聘董監事，民進黨沒有被告知審查委員要改組、沒有參與協商，這是他們質疑審查不合法的原因。不過更大的問題，恐怕還在這個「公正不 公正」的標準，竟然是由政黨「協商」出來的。原因當然是《公共電視法》把決定審查委員的權力交給立法院，立法院別的不會，專搞協商，那就交給大家去喬一喬吧。

沒錯，立委不能算「公正人士」，但這兩位要說是「公正人士」的說服力夠嗎？

這樣子對不對呢？好像，怪怪的。但是，現在問題可能是，該怎麼辦？除了丟到立法院這個政治角力場之外，誰可以決定誰才是社會的「公正人士」？

我想從台灣媒體的發展談起。

從「國家」直跳「市場」的台灣媒體

1988年解除報禁，1993 年開放有線電視頻道；台灣的媒體，很快從黨國控制的「二報三台」進入了「商業競爭」的時代，在這個「國家」到「市場」發展的快速的位移是十分快的，快到整 個社會都還來不及思考什麼是在「國家」與「市場」之外的「公共空間」，1998年「公視」開播了，既然聽說現在要搞的是「非商業性」的電視台，而且又要國家出錢，就產生出這樣的結果。

其實，不只是公視，任何一個媒體，過去被人家叫作「社會公器」的，好像除了「國家」和「市場」這兩端之外，都不能要怎樣就怎樣，傳播學者會跟你說，這，是有「公共性」的。但是，那到底是什麼？

國家沒有普遍的公信力，而要跟大媒體對幹，佔不到便宜。

2005年8月，無線電視換照，包括東森新聞S台、蓬萊仙山…等8家電視台被撤照，當時新聞局長姚文智擋不住壓力，想把責任推給審議委員也沒有用； 今年，換了NCC，碰上旺旺三中，老虎打不下去，被三中以強勢媒體力量痛批「違法濫權」，等到學者、媒體工作者跳出來批三中，他們更老實不客氣地用「存證 信函」反攻回去。鬧了一段時間，這件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

在公視的事情上，國家似乎只是一個政治角力的「平台」；面對強大的商業媒體，卻又無能為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國家，在過去20年來，始終只是「藍」或「綠」的政治力代表，缺乏普遍的信任基礎。

更嚴重的問題是，國家不能夠使用體制內的、檯面上的公權力來面對媒體，與它們始終透過檯面下的交易，意圖控制媒體，有密切的關係，它們從來不是媒體的「管制者」，而是媒體近用的「競爭者」。簡單地說，就因為它們處處顯露出利用媒體的企圖，所以它們管不了媒體。「置入性行銷」是一個最近常常被提起的話題，尤其在媒體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國家／政黨的力量，透過這樣的交易，進入媒體，這使得台灣媒體，雖然早已經進入市場競爭的時代，卻也沒有擺脫過黨／國體制的影響，「國家」與「市場」構成一個了一個「複合體」，成為一個大怪獸。

「大媒體」的環境如此，有人把希望寄託在新興的「公民新聞」、「獨立媒體」、「新媒體」之類的媒介。這是指大約1995年之後，網際網路普及，一般人也可以透過這個易用的管道發佈訊息，未來這一個趨勢更將發展到如手機、PDA、iPod…等更多的隨身設備上。明顯的趨勢，是年輕的族群，越來越從網路上獲得資訊，而不是透過報紙、電視這些傳統的訊息來源取得這些訊息。

網際網路發展的衝擊

有一個通俗的想法，認為「網際網路的發展壓縮了傳統媒體的生存」，不過我覺得這種想法實在過於簡單了一些、並不準確；就以Yahoo!、 Google這些「網路新聞平台」來說，它們自己本身並不生產內容，而是一個取得新聞內容的「管道」，與「大媒體」作為一個生產「內容」的「新聞工業」， 在本質上並不相同。但是如果我們決定商業媒體生存的「閱報率」、「收視率」這些標準來看，決定商業媒體「價值」的標準，是管道涵蓋的範圍，而不是它的內容。（請參閱：傳統與網路媒體的「領域」）

到目前為止，起碼在台灣，並沒有哪一個原生的網路媒體足以對傳統大媒體造成什麼威脅的，實際的威脅，是網際網路把媒體的訊息給打散、重組，並且在這些媒體所掌握的管道之外進行傳播，這威脅到媒體的「傳統領域」，也侵蝕它的獲利基礎。有「網際網路之父」稱號的TCP/IP通訊協定架構者Cerf曾 經定義過「網際網路三條黃金法則」是：「沒有人佔有、每個人使用、人人都能在其上增加服務。這使得網際網路與之前許多通訊媒介有所不同」；網際網路是一個 更「公共」的管道，一定程度上它打破了傳統大媒體對管道的壟斷，以及它們透過壟斷而獲得的利益（當然，它可能帶來更全面的、全球化的壟斷，不過那是另一個 故事，沒辦法在這裡討論了）。

網際網路興起，對大媒體造成的威脅是在「管道（通路）」，不而在內容生產上，但商業媒體的危機，卻帶來了其受僱勞動者的危機，這是僱傭勞動體制下常見的現 象。圖為台灣Yahoo!新聞首頁，而Google News則是更極致的代表，關於Google News與傳統媒體的衝突，請參見：傳統與網路媒體的「領域」

在這種條件下，「新媒體」的發展，起碼在公眾的「媒體進用」，以及「大媒體」不處理（政治因素、市場考量…）訊息的傳播上，產生了更加「公共性」的條件。

在「管道壟斷」的條件逐漸消失，對於掌握大媒體的國家／資本來說，是一個威脅，但是，社會對於媒體「訊息生產」的需求，卻不會消失，相反 地，在「資訊」佔有主導地位的社會裡，「訊息生產」，特別是組織性的「訊息生產」角色是越來越重要了，這一點，絕不會因為什麼「公民新聞」的出現而有所改 變。我看到的是，「媒體資本」與「媒體工人」之間的力量出現了消長（關於媒體在資訊時代的角色請參考我的另一篇文章：資訊的加法和減法）。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在媒體資本過得不好的條件下，媒體工人只有過得更糟，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僱傭勞動體制下，每一個資本的危 機，都會首先轉移到工人的身上，讓工人首先受到衝擊。要改變這樣的條件，首先得是工人要有這樣的自覺，反過來先用集體的力量去掌握這個產業的發展；我認為 在媒體產業，這樣的條件正在出現。（不管現在是不是被定義為「公共媒體」的都得要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認為未來的媒體內容會朝向兩極發展，一個方向是更極致的商品包裝、角逐越來越小的市場，或者開拓過去不屬於自己的市場，另一個方向則是 脫離市場，另外去尋找生存的方式。我們先不討論前者會怎麼樣發展，而後者，可能會有人想到「公共化」，不過「公共化」我覺得只是選項之一，前面談到的「置 入性行銷」其實也是、媒體加深與政治、以及其它產業的結合，以獲得「業外」的資本累積也是。

公視的偶像劇「痞子英雄」，在我看來，是「商業包裝」的極致；無限展示一個都市的虛華，整部戲裏面，出現了像「北韓」、「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的名字， 就是沒有出現故事發生國家的名字，故事發生的都市的名字（港口市嗎？）。這種虛華、去歷史，去名稱、去地方的都市想像，跟拆除都市原住民聚落的都市幻想有 什麼不同（同時間高雄市政府也在計劃拆除「五金街」、「哈瑪星鐵路」等城市歷史的聚落與建築…）？這種「城市行銷」，跟「置入性行銷」的界線在哪裡？而這 就是我們要的「公共性」嗎？

媒體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有很多，有的很恐怖，有的也帶給我們一些希望；讓我們拉回到「什麼是我們要的媒體」這一個話題來吧。

什麼是「我們要的媒體」

我先從「媒體的對象」開始，過去大眾傳播媒體的時代，用比較中性的「受眾」來稱呼它的對象，這個名詞，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傳統媒體對於他們對象的看法，是被動的接收者；而在商業的邏輯下，則會以「消費者」來稱呼他們，在這裡的對象，多了一點點的主動性，但這種主動性是在「商品」的邏輯下面才成立的，對「消費者」的關注，只在「客群」的擴大與維持上；在競爭激烈的條件下，「大眾」的這種幻想，逐漸消失，而發展出「分眾」的邏輯，媒體不再思考它的「普遍性」，而專注於自己「客群」的經營，台灣的「談話性節目」大概可以作為代表（參閱：談話性節目‧和莒光日）。

但我現在要提的是「群眾」，就像社會運動所稱呼的「群眾」那樣，他們是一群有具體社會脈絡、需要透過組織經營，而發展出集體意識，並且在社會中行動，具有「政治性」的一群人，在社會裡，基於不同的社會位置，會有不同的「群眾」，他們的利益經常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他們產生行動，也經常是相互衝突的；這些不同的群體，共同構成了「社會」的整體，也是「公共性」的基礎，在前面，當我談到台灣的媒體，快速地從「國家」跳躍到「市場」，卻沒處去找「公共性」，最重要的因素，是台灣社會並沒有發展出足夠的「群眾力量」，而只能從「國家」與「市場」這兩端進行思考。如此產生的「公共性」，是虛無的。（參 閱：「公共化」大概是最「政治」的事了）

媒體工作是一個「有意識的組織工作」，是「組織的工具」。從這個角度看，它們應該是「運動的媒體」；對應於「大眾傳播媒體」這樣的稱呼，也可稱之為「群眾傳播媒體」。

再回到「媒體自身」來看。

我提出三個環扣的層次，來看一個媒體如何存在的問題，第一，它報導（呈現）什麼；第二，它以何維生，以及第三，它的內部如何運作。

商業媒體報導「有市場」的新聞，它們永遠只關心「謝金燕兒子的爸爸是誰」，或者「陳幸妤什麼時候又要發飆」這樣的消息；以政黨利益為基礎的媒體，永遠在挖對手的瘡疤，並塑造自己陣營的意識型態；報導的內容，其實取決於，或者最起碼受限於第二個層次，也就是「它如何生存」的問題，一個媒體是從商業利益的競爭，或者國家／資本的「置入性行銷」、出資者的力量，它面對誰，決定了它報導什麼。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在第三個層次，到底是誰決定這個媒體要面對誰、要報導什麼呢？它的內部如何運作。

在媒體組織裡，為了維持統一的立場與效率，發展出高度「寡頭」的機制，它的集體性來自「編輯／記者／藍領工人」這樣科層的體系裡，讓人尷尬的問題，是如果表面上標榜「進步」、「關懷弱勢」、「另類」…等的媒體，其內部的運作，也還是一個「寡頭」的體制，日常體裁的選擇、報導生產的方向是寡頭決定；一但碰觸到這個媒體敏感神經的時候，內部制裁的權力就困很快地浮現出來。「它的內部如何運作」是組織化的媒體最核心的問題。

上述問題，在所有的媒體都會發生，而要一個媒體「社會性」與「公共性」，必須要從媒體組織的外部、內部同時產生力量，才得以維持的。而「公共性」在這個社會裡，缺乏基礎，媒體的工作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與社會對話，重新找尋自己的公共價值，它就像一場社會運動，要找到自己的「群眾」，並且要做好自己的組織工作，事實上，不僅僅是媒體，任何一個產業的工人（工會）本來也都應該思考自己產業的「社會性」，重組由資本／僱主所寡佔的社會資源與決定權力。在這種條件下，「媒體公共化」的完成，必須以工會的參與為「必要條件」，並且要以工會為主體去進行改造。

• 一則「The Nation」的評論，有一些類似的思考：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Newspapers，感謝公視新董事元豪的分享。
• 豁出去了? 媒體大亨梅鐸 (Rupert Murdoch) 旗下新聞網站將全部收費 MM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