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批評立報「在現代商品化的僱傭勞動體制，與「媒體」的封建結構雙重作用下，生產過程與產品遭到壟斷」，但我卻從你的描述中看到你對「工作」（雇傭關係）的封建期待。你將成露茜聘雇你到立報工作看成是「提攜之恩」，本身就是封建家長式「恩給」的思惟產物，是你對成露茜的錯誤期待，這種溫情脈脈的封建設想，本身就比錙銖必較雇傭關係來得落後和反動。沒想到當爭議產生，揭露了雇傭關係的本質，你主觀上的錯誤期待卻成為強化你對成露茜「階級仇恨」的口實，成露茜何其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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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可以經營得出來，有了資源，就可能創造出「年輕人的空間」；但是這樣的「空間」難道不是可疑的嗎？在現代商品化的僱傭勞動體制，與「媒體」的封建結構雙重作用下，生產過程與產品遭到壟斷；在我的位置上，我看到的是，一個這樣的團體，在平常的時候，依靠「理念」在支撐這個生產關係，但是當「內部民主」與「生產過程中的協商機制」運作產生問題的時候，就以「勞資爭議」的形式爆發出來… 列印本頁
我真的在學，學到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學到了在一個極端的壓力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自己活過來、自己長出來，然後忽然有一天，「全體資遣、擇優聘回」，沒有討論，只有既定的政策，讓我學到了，我所有的東西都不是我的，都是妳的；我學會了什麼是「異化」，什麼是「勞動尊嚴」。 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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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談「專業自主」並沒有什麼不對，談「勞工權益」也不一定就對；這兩著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自主」是就積極面講，「權益」則是消極的，不管哪一種工人，在自己的職業領域裡面、在組織工作上面，如果無法貫徹地去掌握，我認為，在認識的工作上是不夠的。 列印本頁
戒嚴時代，反解嚴的國民黨勢力總喜歡辯稱，台灣只有百分之五的戒嚴，那麼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遊行法，可能還要加上由「違警罰法」脫胎而來的「社會秩序維護法」…我們可能很難否認，與「解嚴」一同發生的社會變化，但是到底在我們的法律體制裡，這「百分之五」真的不在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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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露茜過世了？Lucie走了！如果不是因為跟隨了她，今天我不會在這裡；如果不是因為反叛了她，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想起13年前，在社長辦公室的那一場激辯，我說「妳對我，恩重如山、仇深似海；恩，是對個人的提攜之恩，仇，卻是不共戴天的階級之仇」她說，被我傷得很重。恩和仇，都沒有能在這一世再回報過，而這樣就結束了嗎？這樣就結束了嗎？ 跟著Lucie而死去的，還有我自己的過去，那一段我生命裡最重的過去…
園區走一圈，看到的是在「人權」這一個大纛下，各種形式的「作文比賽」，文建會改變民進黨時代交給一個民間組織統包的方式，把各個區域分別交給不同的NGO團體負責，這種凌亂的「眾聲喧譁」的效果，也是充滿了政治目的的，它讓「新店軍監」的意義消失在這些零碎的符號裡。
不是有個《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嗎？取了名字說要保護勞工，結果是讓僱主大量解僱「有法可循」，《派遣法》也是一樣，不訂的話，僱主還不知道該怎麼引進「派遣勞工」，一訂下去，也是「有法可循」，本來工會還可以跟僱主「鱸」的，變成現在他們可以拿法律出來說，「我們一切依法喔」；資方違法，官方還可以沒辦法，何況資方依法，那當然是「皇帝大」。
我相信，這會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讓這裡變成一個「帶有集體意識的能動個體」所組成的團隊，透過共同的決策，議定方向、分配資源與任務。在這裡工作，可以滿足起碼的生活所需，但他們是「有酬的志願勞動者」，它可能像一個媒體的「合作社」或者「公社」，資源共創、共享。
「公共性」在這個社會裡，缺乏基礎，媒體的工作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與社會對話，重新找尋自己的公共價值，它就像一場社會運動，要找到自己的「群眾」，並且要做好自己的組織工作，事實上，不僅僅是媒體，任何一個產業的工人（工會）本來也都應該思考自己產業的「社會性」，重組由資本／僱主所寡佔的社會資源與決定權力。在這種條件下，「媒體公共化」的完成，必須以工會的參與為「必要條件」，並且要以工會為主體去進行改造。